清涧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多种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包括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中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类型，遗存密集区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该遗址揭示了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探讨该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除了发现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骨器和陶范等外，寨沟遗址也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动物骨骼。

　　寨沟出土的“外来”动物种类

　　寨沟遗址的动物种类多样，大中型墓葬的墓道内发现完整马骨架、狗骨架，遗址区还发现较多由牛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和肋骨制成的骨柶。另在墓室和遗址区还发现一些不曾生活在本地的“外来”物种和骨制品，包括泥蚶、货贝、扬子鳄骨板、花龟、马和象牙制品等。

　　泥蚶（Tegillarca granosa） 仅在寨沟遗址寨塬盖F2发现1件，肋上具有明显结节，壳表面呈白色，边缘具有与壳面放射肋相应的深沟。铰合部直，齿细密。前闭壳肌痕小，呈三角形，后闭壳肌痕大，为四方形。壳长约30.82毫米，有22条粗壮放射肋，与石峁皇城台遗址出土的1件泥蚶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泥蚶有18—22条放射肋，壳长20—40毫米；而毛蚶放射肋为31—34条，壳长40—50毫米。该标本的形态特征、放射肋数量和壳长数据都在泥蚶范围内，综合来看应当属于泥蚶。泥蚶，属软体动物门，双壳纲，列齿目，蚶科，泥蚶属，又称血蚶、银蚶、花蚶、蚶子等。

　　货贝（Monetaria moneta） 寨沟墓葬出土的货贝数量较多，大中小墓均有出土，小墓出土的数量如鱼塔梁M23仅5件，明显少于大墓出土数量。货贝属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宝贝科，货贝属。清涧寨沟出土的货贝，从目前资料看只有Monetaria moneta一种，即中文学名黄宝螺，英文为Cowrie，而未见背顶周围有一黄圈的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货贝分布于印度洋、红海和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在中国海南岛以南和南海诸岛为最常见，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

　　寨沟墓葬出土的货贝共有三种加工制作方式，第一种背部钻孔较小，钻孔不规则，可能作为饰品使用，孔主要用来穿绳；第二种背部整体削平并打磨，制作规整，可能是作为货币使用；第三种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即在背部整体削平的基础上沿长轴从中间的齿部切分成左右两半，再进一步修整打磨，可能是更小单位的货币，但由于均出土于墓葬的盗洞中，失去原位信息，具体用途还需更多发掘资料的补充。

　　花龟（Mauremys sinensis） 寨沟遗址的后刘家塔墓地M1和清涧瓦窑沟M3大墓共发现3件较完整的龟腹甲标本，边缘均有修整痕迹，从形态特征来看应属于同一种，经鉴定为花龟。后刘家塔墓地出土的M1D1：068和M1D1：069腹甲后端内凹程度都属于较钝的，呈半括号“（”状，两件标本的腋盾和胯盾大，这也是花龟的鉴定特征之一。

　　花龟因头部、颈部、四肢布满黄色细线纹而得名，属龟鳖目，龟科，拟水龟属。体较大，背甲长118—246毫米，宽104—178毫米，高56—110毫米。头背皮肤光滑，背甲与腹甲以骨缝相连，甲桥明显。花龟雌雄个体差异较大，雄龟个体小于雌龟。

　　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 寨沟遗址大型“甲”字形贵族墓葬，如后刘家塔墓地M1和瓦窑沟M8都出土了大量鳄鱼腹板，形状不规整，有的近长方形，有的近椭圆形，与背部骨板不同的是其中央无脊，仅有不规则凹坑，另一面花纹接近席纹。寨沟遗址的大中型墓葬中仅发现鳄鱼腹板，没有其他任何部位的骨骼，由于鳄鱼骨板衬附于鳄鱼皮内，鳄鱼皮腐烂后，骨板保存下来，表明鳄鱼骨板的出土与鳄鱼皮制品有关。由于鳄鱼骨板此次主要发现于盗洞内，具体用途不得而知，推测可能与鼍鼓、皮囊、乐器皮套等皮制品相关。未见其他部位的骨骼，推测是经贸易而来。

　　家马（Equus caballus） 寨沟遗址后刘家塔中型墓葬M4和清涧瓦窑沟大墓M3、M8出土有马骨。寨沟大墓均为甲字形大墓，墓室周侧有大量不规则的生土台，墓壁收分甚大、口大底小，马车位于墓室内填土靠近棺盖板的位置。由于空间所限，车辆前后呈一字形集中分布成一列或多列。马骨主要集中在墓道内，马匹可能主要用于驾车。大墓内的马匹数和马车数量明显不匹配，如瓦窑沟M8葬车1列共9辆，但南侧墓道内仅随葬2匹马；M3葬车3列共12辆，南侧墓道共有4匹马。更有甚者是后刘家塔大墓M1，葬车1列共4辆，无马骨出土。从车很多、马较少，比例严重失调来分析，马在当时属非常珍贵的稀缺资源。后刘家塔M4为中型竖穴土坑墓，被严重盗掘，经拼合为1车2马。

　　马骨经鉴定均为雄性青壮年个体。有意思的是，后刘家塔M4中型墓出土的2匹马可能长期被使用，马骨呈现出明显的骨质增生、骨骼融合和脊椎轻微变形，而瓦窑沟大墓M3、M8的马骨很少出现病理现象，表明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拥有更多的马匹而轮流使用。

　　象（Elephas sp.） 瓦窑沟大墓M3出土了2件象牙制品，做工精良、雕刻细腻，颜色和质地与一件象牙残料接近。残料横截面呈同心圆状叠层分布，应为大象的门齿。相似的制品也见于殷墟遗址。

　　从动物遗存看人群互动模式

　　生物资源的分布与利用反映了区域生态格局和人类社会间的互动关系。

　　从产地分布情况看，泥蚶广泛分布于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在中国沿岸各地均有分布。货贝作为典型的暖水种，在印度洋、红海及西太平洋热带海域均有分布，并在中国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最为常见。花龟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与珠江流域。扬子鳄现在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而象在史前及早期历史阶段曾广布中原，其分布北界的变动与古环境演变密切相关。至于家马，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

　　而贸易交流情况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与物种的自然分布情况迥异。海贝早在公元前七千纪的印度次大陆俾路支高原，就已出现于梅尔加赫文化（Mehrgarh），其流行时间之长、发现范围之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克什米尔高原新石器晚期的古夫克拉文化（Gufkral）Ⅱ期亦出土了海贝。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海贝及其石质、骨质仿制品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宗日、青海乐都柳湾、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和西藏昌都卡若文化。龙山晚期至夏商早期，分布范围极大地向东扩展，包括青海乐都柳湾、青海贵南县尕马台的齐家文化，北部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东北部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辽宁北票丰下等遗址；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西部高地的陶寺遗址，二里头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河南荥阳西史村二里头文化遗址，郑州商城墓葬和遗址等地点。

　　商代中晚期，海贝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分布在商文化发达的晋、冀、豫、鲁地区，如河南安阳殷墟、孟县涧溪，河北磁县下七垣、邯郸涧沟、藁城台西村、邢台曹演庄，山西石楼义牒、灵石旌介村、保德林遮峪、柳林县高红，山东益都苏埠屯等遗址。在偏西南的商代方国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出土。

　　但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偏中南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及长江以南的夏商遗址就无海贝出土，从渤海到南海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遗址与贝丘也完全不见海贝。由此可以看出，物以稀为贵，作为外来品的海贝及其仿制品是这些区域社会中的贵重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依出土情况看，它们和玛瑙、绿松石一起使用，主要用于装饰和随葬品。在商周时代一度最为盛行，海贝因大小适中、不易磨损、便于携带、容易计量等特点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大量而广泛使用。至春秋时期逐渐减少，秦朝时期，铜制铸币产生以后，货贝逐步退出中原市场。

　　中国海贝在远离中国东南沿海的青海东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北的新石器至夏代遗址大量出土，最早见于马家窑文化的宗日遗址，距今5300年。商代后期至春秋早期使用海贝遗址的空间密度、地域范围及在各遗址内出土数量均进入高峰期，达到空前的繁荣，在新疆青铜时代的墓地如鄯善洋海墓地、哈密五堡墓地等都有出土。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海贝的使用有自西、西北向东、东南传播的轨迹。这表明，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及中亚、西亚地区的社会交流、人群迁徙甚至比与东南沿海的交流更为便利。从时代早晚及空间分布来看，货贝来源可能是印度洋，传播路线可能是从西南向北方传播，再由北方沿黄河大峡谷向南传播。清涧寨沟墓地出土的货贝补充了陕北地区商代晚期货贝发现的空白。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鳄鱼骨板，以前主要发现于山东、安徽、山西、河南等地，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F2和长安镐京遗址花园村东街H241②层都出土过鳄鱼背部骨板。寨沟遗址从目前出土的材料看，大量鳄鱼腹板均出土于大墓中，如后刘家塔墓地M1和瓦窑沟M8。清涧寨沟大型墓地出土的大量鳄鱼腹板在陕西墓葬中属首次发现，之前在石峁内城后阳湾房址和长安镐京遗址灰坑中出土的全为背板。鳄鱼骨板一般出现在高等级墓葬或遗址中。

　　花龟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历史时期经过科学鉴定并明确报道出土花龟龟甲的考古遗址点，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

　　大象骨骼在我国的多个商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曾分别出土了成年和幼年的象坑，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了被用作献祭的大象骨骸。另在殷墟遗址妇好墓还出土了精美的象牙杯、玉象等，证明象牙在商代被广泛用于工艺品制作。也说明当时大象在中原地区确实存在，与甲骨文中多次捕获大象的记录相吻合。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家马沿着欧亚大陆扩散，经北方草原通道进入晋陕大峡谷，然后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家马就出现在商代偏晚的石峁东门遗址，距今约3340年。马这种动物的形象也曾经出现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南部夹道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石峁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陕北榆林靖边庙梁和神木木柱柱梁遗址龙山文化中发现的马骨，经基因测定是一种野生的奥氏马（Equus ovodovi），主要是用于食肉，并非对后世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家马。最新研究表明，石峁皇城台出土的2件马骨均为奥氏马，表明人射马石雕像的马为野生的奥氏马，而非家马。

　　遗址发现的意义

　　寨沟遗址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以及中华文明和域外其他文明的联系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6种“外来”物种和骨制品鉴定分析，为当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不同于传统考古的研究视角。

　　寨沟遗址位于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黄土高原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文化多样性。不论是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器、金耳环等遗物，还是动物骨骼遗存，都呈现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风格特色。6种动物中，货贝、家马和泥蚶在偏北的神木石峁遗址都有出土，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鳄鱼骨板、花龟和象牙饰品在同时期的安阳殷墟和妇好墓中大量出土，可见当时已有远程的贸易交流网络系统。交流是双向的，中原的马及马车、货贝可能来自陕北清涧寨沟，而寨沟的象牙制品、鳄鱼皮则可能来自中原。

　　商代晚期马和马车突然大量出现使得城市间远程交换、交流日渐频繁，这也是商王朝扩展空间区域的物质基础。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遗址中发现的双辕车，为研究车的发展和车的结构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珍贵实物材料，同时也表明陕北地区可能是车马从欧亚草原向中原地区南传的一个重要节点。晋陕高原寨沟遗址首次发现了商代晚期的车马遗存，为探索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寨沟遗址文化发展方面，除动物种类表现出与南北文化的互动外，更体现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上，如大三足瓮、金耳环、环首刀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大量车马器、铜钺、骨柶、牛卜骨和绿松石装饰风格与殷商高等级墓葬几乎相同，是商代晚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寨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