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中国文物事业在保护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交出一份承载文明根脉、彰显文化自信的优秀答卷——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超13万处，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7046家备案博物馆构筑起全民共享的文化殿堂。

　　从政策制度的完善到科技手段的革新，从考古实证的突破到活化利用的创新，文物事业正以高质量发展的姿态，书写新时代的考古人与护宝人故事。

　　文物保护，立法先行。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统领，6部行政法规、10部部门规章、400余部地方性法规为主体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构筑起依法保护文物的“铜墙铁壁”。

　　202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将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纳入法律框架，标志着我国文物治理进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新阶段。今年5月，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回归祖国，成为主动追索历史上流失重点文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看来，帛书追索成功，反映了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帛书的回归，令国内学者有机会观察实物，全面细致捕捉帛书信息，对于我国的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都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的法规体系建设，不仅解决了保护什么的问题，更明确了如何保护的路径，特别是基层文保单位的权责划分，让法律条文真正落地生根。

　　“十四五”时期，“西夏陵”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再创新高，达到60项。2024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公布《西夏陵保护规划（2019—2035）》时，明确要求“相关市、县（区）和相关单位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规定，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切实做好重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过去是遗址哪里有裂缝补哪里，现在连遗址保护区内的无人机航拍高度都有法可依。”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表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作始终以确保文物安全、稳定为前提和目标，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围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关键问题，集中实施128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其中，对新疆莫尔寺遗址的持续发掘，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缩影，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肖小勇表示，《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已于2024年10月获国家文物局批准。未来，要持续推动莫尔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挥遗址在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

　　“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科技对文物工作的引领作用日益明显，聚焦文物“防、保、研、管、用”等应用领域的科技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科技正使考古学从‘描述过去’走向‘解释过程’，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陈相龙表示，分子生物考古学的应用，极大提升了考古学的研究阐释能力。有关古人类化石的古DNA研究，使得我们对古人类迁徙与演化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入。通过对“龙人头骨”牙结石中提取的线粒体DNA分析，首次将形态与分子证据结合，确认其属于丹尼索瓦人支系，破解了该古人类群体长期缺乏完整形态标本的难题。通过对东北、西北、华北、长江流域与西南地区全新世以来先民古DNA的研究可知，中国人群的遗传结构在新石器时代已呈现出“南北方谱系并存、东西向交流频繁”的格局，揭示出农业传播与人口迁徙的复杂互动。同时，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出先民饮食结构的区域差异与生业模式变迁，为理解早期社会分层与资源利用策略提供了直接证据。

　　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冷门学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艳利表示，数字技术的革新，彻底打破了考古文博知识的传播壁垒。过去只能在学术期刊上看到的发现，如今可以通过《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三星堆奇幻之旅》等节目，以生动鲜活、颇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直抵千家万户。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的持续升温，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进行了智能化建设，通过“云展览”等方式，让考古学真正服务于社会，考古成果为公众所共享。

　　“数字技术不仅是记录和保存文物信息的工具，更是实现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利用的关键手段。”中央美术学院圆明园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敏带领团队，通过考古、文史研究、古建技术、数字科技、造型艺术等多学科协作，以逼真的视觉影像对《圆明园四十景图》中圆明园建筑群、部分长春园建筑群进行高精度学术性还原。今年6月14日，在央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直播节目中，吴晓敏在圆明园现场比照遗址对数字复原图像进行展示，讲解多处已消失的景观，吸引超400万人次观看。吴晓敏认为，数字技术使传统文化实现了视觉转译、场景再造和价值共振，让公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摸”历史，感受其魅力，并共同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人。“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健全。

　　2024年9月，为建立健全文物考古人才队伍选拔培养机制，发挥战略人才力量的引领带动作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了《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在郭艳利看来，“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通过系统性的支持和引导，为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例如，该计划致力于培养“考古领军人才”“考古青年英才”和“考古科研骨干”，有助于形成老中青相结合、梯队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核心力量。

　　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谋划“十五五”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郭艳利表示，当前考古学培养体系仍缺乏两类人才：一是能引领方向的“塔尖”型战略科学家（既精通考古学又能驾驭前沿科技和宏观理论的复合型大家）；二是扎根一线的“塔基”型现场技术能手（熟练掌握数字化采集、应急保护、精密测绘等技能的应用型人才）。高校作为人才摇篮和创新策源地，必须创新文博人才培养体系，既要“批量生产”，又要“精准锻造”，实施“分类培养”模式。

　　“要构建文理贯通、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同频共振。”陈相龙建议，一方面，从高考选拔机制入手，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字人文的交叉培养，在高校设立跨学科课程体系，强化学生在遥感测绘、材料科学、分析化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训练；另一方面，要提升理工科专业技术人员之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参与度，加强田野实践与实验室研究深度融合。

　　回望“十四五”，文物事业不仅在量上实现跨越式增长，更在保护理念、科技融合与人才储备上实现质的飞跃——法律的“铜墙铁壁”日益坚固、科技的“解码之钥”不断突破、人才的“梯队工程”逐步夯实。展望“十五五”，随着“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三星堆—金沙遗址”等申遗项目蓄势待发，文物事业将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焕发活力，中华文明的脉络必将更加清晰、光芒更加璀璨，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