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企图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作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政治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自身的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因而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当时出席遵义会议并在会后不久受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在分析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所犯的错误后，指出“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这实际上是向共产国际表明：从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己能够解决，不再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这阐明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联系，也阐明了党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第二，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也需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为保障，保证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教条主义者手上。如果领导权掌握在教条主义者手上，毛泽东写再多的《反对本本主义》，也是不管用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三年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贡献，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组织问题是遵义会议着重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是纠正了“左”倾路线“组织上的错误”，以博古为代表的一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会后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个评价修改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修改为“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也曾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遵义会议后，教条主义者从中央领导核心逐步退出还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退出中央领导核心；二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动要求离开中央领导核心去做调查研究。而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既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实际，又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共产党人进入领导核心，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开始影响全党并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第三，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基础是指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范式，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个方面之一。独立自主的方法论意义是强调从实际出发，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这个评价主要指处理和第三国际的关系而总结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国际关系的重要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以这一原则来处理与第三国际和联共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有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才可能真正有思想上、理论上的独立自主。

　　（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