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在中西部共建成了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设施和科研院所。三线建设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基本实现了建立一个稳固的国防战略大后方的预期目标。三线建设无论投资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建设战略。

　　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三线建设是以战备为目的的综合性战略决策，最突出成就在于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防战略后方，极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拓展了我国国防战略纵深，这对打破特殊年代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封锁和威胁，促使我国国防走向独立自主到自强的道路，具有关键性作用。

　　三线地区先后建成400多个军工企业、80多个国防科研院所，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的核工业基地，贵州、陕西、四川的航空工业基地，四川、贵州、湖北的航天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等。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自主研发的氢弹成功爆炸；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80年5月18日，“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进行首次全射程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两弹一星一艇”的成功研制，是奠定我国大国地位的标志性成就。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线建设时期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建成的攀枝花、酒泉、重庆钢铁厂等钢铁基地，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四川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含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风电机厂等企业）、湖北第二汽车厂、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贵州遵义长征电器公司、陕西秦川机床厂等大型制造企业，葛洲坝、刘家峡、龚嘴等水电站，江汉、长庆等油气田等，都成为中国中西部发展的产业支柱。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枝柳和青藏（西格段）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里程8046公里。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与1964年相比，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这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施优先发展东部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提供了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持。

　　工业建设的主要经验

　　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建设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第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歼灭战是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作战思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集中人力、物力保证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为三线地区奠定工业基础。三线建设项目多、备战急，西北、西南、中南三线地区以及管理工业的各中央部委都拟定各自的备战计划和三线规划，等待开工的三线项目较多而基建人员、物资相对有限。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对已定项目进行排队，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骨干项目，当前迫切需要的备战项目，利用原有基础能很快形成重要生产系列的项目，煤矿、电力、天然气与交通运输中的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收尾工程”作为歼灭战项目。

　　第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属后发国家，吸收、借鉴外国经验和技术，争取国际援助本是快速发展工业的可行途径。然而，在三线建设时期，由于所处国际环境恶劣，我国难以获得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外来援助，被迫走上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这里的“独立自主”需辩证看待，自力更生不等于与世隔绝、闭门造车，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的讲话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国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三线建设展示出的是我国独立自主发展本国工业的决心和能力，而在国际形势缓和之际，我国对于国际先进工业技术也寻求机会加以引进。1972年到1973年，随着中国外交迎来新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实施从西方国家引进计划总额43亿美元的26个大型技术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配套建成几十个大型化肥、化纤企业，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此次引进恰好在三线建设第二个高潮之后，内外两个高潮几乎同时发生，说明我国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丰富，自力更生的内因是其核心，但也不排斥外因的促进作用。

　　第三，“自主创新，寻求超越”。三线建设时期我国航天工业的发展，是探索如何走中国式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的良好例证。钱学森提到：“技术能力是组织性的，只能在组织内生成，永远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引进可以是创新起步的补充，但绝不是创新过程的替代，否则，一旦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就可能产生技术轨道的路径锁定，误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因此，航天工业形成了“四个一代”的经验，即“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生产一代’即制造状态稳定的产品并形成装备交付用户使用；‘研制一代’即在解决有无问题后，迅速研制开发满足需求的新产品，提档升级、提质增效；‘预研一代’主要是跟踪世界先进航天型号前沿技术，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航天发展规划，突破阻碍航天发展的技术关键和新技术开发；‘探索’一代则不再局限于跟踪追赶，而是通过原始性的自主创新，寻求超越与领先的态势。”

　　第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三线建设不只依靠中央直属的大中型骨干式企业，也积极发展地方工业、街道工业和社队企业，将大、中、小项目结合起来，协作配套，共同形成后方战略基地。西南三线建委要求实行“三老带三新，主力军带游击队和民兵作战的原则”，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要求：“工业建设必须大中小结合，如同打仗必须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一样。”三线地区的工业布局同样是中央企业发挥野战军作用，地方工业发挥地方军作用，街道工业和社队企业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挥游击队和民兵的作用。

　　第五，“党的一元化领导”。三线建设涉及中央和地方诸多部门，要避免本位主义，不同部门之间需相互配合，便需要加强管理。三线建设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设工地成立现场党委，由中央部委选派高级干部担任领导。现场党委下设指挥部、政治部等机构，且领导必须驻守现场，以加强党对三线建设的领导。三线建设时期的现场党委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形式，其思想资源则来自战争年代的地方局实践。

　　三线建设作为半个世纪前工业、人口大规模向内陆腹地转移的尝试，在三线地区取得的建设成就为战略腹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经验也值得在新时代加以继承。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