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璀璨、对外交流频繁，构成“盛唐气象”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唐代墓志的出土，见证了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交融方面的恢弘气象。

　　魏晋以降的门阀制度在唐代虽有余续，但大量墓志显示，科举取士已成为寒门子弟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如《尚书右丞倪公墓志》的墓主倪泉，出生于普通百姓之家，科举登第后，授秘书正字（正九品下），终尚书右丞（正四品）。

　　墓志对墓主生平政绩及官职变迁的记载，为了解唐代官员考核迁转制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绛郡太守源光乘墓志》载：“天宝改元……时朝廷励精为理，务欲静人。”《安陆郡太守苑咸墓志》载：“开元中，声明文物，振迈汉魏；求名之士，难于登天。”苑咸以才名被张九龄举荐，“玄宗亲临前殿策试”。《龙溪郡太守梁令直墓志》载其入仕为太庙斋郎，“考满”，转汲郡参军；“考终”，迁新安府右果毅都尉；“考终”，擢渔阳郡临渠府折冲；最后“因考使西入，特授龙溪郡太守”。《遂州长史张光祐墓志》载其历官七任，始于殿中奉乘，终遂州长史，“德实我修，宦皆力致”。《上谷郡司功参军张肃珪墓志》载其因“两载考绩最，授琅琊郡司户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志》揭示了唐代边疆治理的细节。墓主李重晖虽出身贵胄，但并未获得世袭爵位。他“忠以报国，倾慕班超之志”，从瓜州来到西州，一生未回，由官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历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录事参军、长史，符合当时的官吏铨选与升迁路径。墓志中西州陷落前夜职官体系犹存的记载，成为安史之乱后唐朝仍对西域有效控制的实物佐证。

　　许多墓志详细记载了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状况，映射出盛唐经济的繁荣景象。《给事中戴令言墓志》的墓主戴令言“好投壶、挽强、击刺”，其家“近湘渚，地多形胜，每至熙春芳煦，凛秋高节，携琴命酌，棹川藉墅”，后任三原令，“郊墅之富，郑白之沃，人安物阜”。《朝议郎杨高仁墓志》记载其任职均州司仓，当地“庾积囷盈，人和俗阜”。《上谷郡司功参军张肃珪墓志》记载琅琊郡“人户殷赡，一时休农”。《颍州汝阴县令史待宾墓志》载当地“地不荒闲，岁实仓廪”。《亳州谯县令梁玙墓志》载扶风县“人士殷繁，物产众多”；谯县百姓“荷蒉丈人，播五谷于田野；怀仁童子，歌三异于街衢”。这些记载，印证了杜甫《忆昔·其二》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国富民安景象。

　　2022—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贾里村，发掘出唐玄宗贵妃董氏家族墓地，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五件高足银杯，为首次集中发现此类唐代文物，印证贵族生活的奢华与手工业（银器制作）的鼎盛。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李重晖墓的随葬器物有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花卉纹蚌壳、银平脱葵形漆盒等。金银平脱器首见于汉代，流行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铜镜制造工艺的创举。

　　墓志展现了盛唐多样文化的融合。大量墓志中提到儒释道思想对墓主人的共同影响，体现了唐代精神世界的开放与包容。《大安国寺故大德惠隐禅师塔铭》的墓主荣氏，出身官宦世家，她却“削发染衣，安心佛道”，遗言令弟子依佛教礼俗，对其实现“塔葬”。《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柳氏墓志》的墓主柳氏，信佛教，“遗命凿龛龙门而葬，从释教也”，没与丈夫合葬。

　　《陇西郡李公墓志》的墓主李素，本波斯人。祖父李益，“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后留在唐朝，玄宗封其为右武卫将军，“特赐姓李”。其父李志，“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鸿胪寺丞李训墓志》由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书丹，是盛唐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力见证。吉备真备“深受褚遂良影响”的楷书笔法，既保留日本遣唐使“摹写唐制”的学习痕迹，又通过“朝臣备”的署名彰显外交礼仪。

　　唐代墓志中出现了大量如安、康、米等昭武九姓胡人，以及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人物的墓志，提供了唐王朝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证。《毗伽公主阿那氏墓志》的墓主出身突厥王族，因“家国丧乱，蕃落分崩”而南下附唐。玄宗赐其唐朝公主的身份，并令其作为和亲公主再嫁回突厥。毗伽公主在和亲临行前卒于长安，“葬于长安县龙首原”。《安优婆姨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墓主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后内迁到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故康君墓志》记载了康氏虽为粟特胡人后裔，通过军功，官至州郡要职，体现了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与选官理念。这些墓志证明，盛唐之所以为“盛”，在于其海纳百川、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与开放胸襟。这种多民族深层交融，不仅巩固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唐代墓志中关于女性形象的记载，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盛唐社会的开放气象。相较于其他朝代，唐代女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活动空间。众多女性墓志不仅赞颂其妇德母仪，更不乏对其才学见识、社交活动的记载，甚至还有随军作战的记述。如《沙陀公故夫人阿史那氏墓志》的墓主阿史那氏，是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女，十七岁嫁“沙陀氏，封金城县君”，跟随夫君南征北战，后“终于军舍”。《赵郡李公亡夫人许氏墓志》的墓主许懿，诗、文、琴、书皆佳，且“妙解真乘，尤精佛理”。《鄂州永兴县令陈府君蒋夫人墓志》的墓主蒋氏，“擅以蔡词，工於班史”。唐代还有些墓志明确记录了女性再嫁的现象，如刻于开元十九年（731）的《澧州刺史广平公夫人杨氏墓志》，墓主初嫁李炅，生一子；武周代唐后，因父命被迫改嫁胡氏，生两子。刻于天宝三载（744）的《三原县令卢全善故夫人陈氏墓志》，墓主陈照初嫁徐姓男子，生一子，后带儿子改嫁卢全善。刻于天宝十载的《张府君夫人太原郭氏墓志》，郭氏初嫁常山阎某，生一子，夫死后，再嫁入张门。郭氏再嫁后仍与前夫所生子保持联系，死后单独下葬。这些记载突破了对传统女性的刻板形象，展现了唐代女性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

　　墓志中女性经商的例子，反映了唐代社会对女性经济角色及社会交往相对开放的态度。如《皇甫宾亡妻杨氏墓志》载，墓主杨丽卒于开元二十四年，生前“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成为洛阳一带有名的女富商。

　　唐代墓志是研究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地下文献史料库”。墓志以其石刻的坚实与文字的细腻记录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最终汇聚成见证盛唐气象的宏大史诗。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