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要在更大范围内多区域统筹绿色发展效应，使各区域因地制宜形成规范有序的良性互动，增强发展活力及可持续性。构建绿色发展空间格局，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融合搭建了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框架，有助于促进区域之间生态共治、资源共享、优势共进和经济共赢，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

　　生态整体性构成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生态环境禀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源自生态环境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生物多样性，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完整性保护和系统修复才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长久的发展动力。必须以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和跨区域管理机构组建破除生态环境治理的地区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维护绿色发展空间格局构建所依赖的生态整体性基础。

　　生态经济性提供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生态产业方向。生态经济性源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为重塑绿色发展空间格局，要贯彻“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策略。生态产业化，要求立足生态环境资源溢价，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产业生态化，核心是建立区域内及跨区域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下的产业升级与重构。

　　生态福祉性赋予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共建共享特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超越单一区域范围的共享性。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同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覆盖范围内各区域需承担相应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责任。为了促进生态福祉在区域间的公平合理分配，应当构建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产品总值提升和生态环境普惠共享两个维度强化生态福祉的利益调配功能。

　　生态修复性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调整空间。绿色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具有生态修复性，可依靠自然力或者自然力与人力相结合形成的生态恢复效应促进绿色发展。绿色生产力在生态修复基础上的增值为优化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创造了机会。通过促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打造激励绿色创新的外部环境和跨区域市场平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产业绿色创新的示范效应和集群效应。

　　绿色发展空间格局

　　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夯实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基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制度，有助于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是构建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该制度通过划定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并针对每个单元制定涉及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将各种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纳入“一张图”“一清单”，有助于从源头上解决空间布局不合理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实现生态环境空间精细化管理。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促进区域一体化绿色转型。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强调突破行政区划界限，通过跨域协同治理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与绿色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一模式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空间均衡发展理论，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共建，形成多元主体共治、资源互补共享、发展优势互促的区域绿色共同体。京津冀区域协同实践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该区域通过共建氢能、生物医药等六大重点产业链，实施跨区域“链长制”与园区对接机制，有效避免了产业同质竞争，实现了产业链的绿色化布局与互补性延伸。未来，应逐步推广这一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生态保护补偿统筹流域上下游绿色发展协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因遵循特定生态保护策略而损失的经济利益未被充分补偿的问题，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通过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基于协议内容完成情况的资金给付，推动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者的上游地区和作为生态环境受益者的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均衡，有助于统筹流域上下游绿色发展协同。除协议规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外，流域上下游地区还应采取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从“输血式”补偿逐步转化为“造血式”补偿，促进全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城乡绿色发展融合。通过市场化手段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从而重塑城乡关系，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国家层面如国家公园通过特许经营、品牌授权与生态补偿等模式，引导城市消费流向乡村，并以标识溢价提升农产品价值，通过品牌溢价实现价值转化。地方层面，浙江丽水首创“GEP核算”，为生态补偿与融资提供依据；江西抚州探索“绿宝”碳普惠与“生态银行”，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这些实践通过挖掘生态资源市场价值，成功吸引城市资本与技术下乡，并通过推动生态产业发展，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利益共享的融合格局。

　　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协作。为推动以“一带一路”为骨架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重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以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重点领域项目为依托，引导社会资金、多边资本流向绿色低碳项目，有效带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结构低碳化。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企业依托绿色低碳技术优势，承建境外电力、交通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则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和“交通灯”评价体系，推动境外项目在立项、建设、运维全过程纳入绿色标准，引导境外项目落实环境合规与绿色绩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工程学院生态环境与气候治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