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提出二十周年。这一科学论断,开创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找到了解决保护与发展二元悖论的“金钥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梳理“两山”理念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对于我国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绿色转型成绩斐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厚植绿色底色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和社会共识,特别是在生产、消费、治理等领域的理念革新,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能源结构转型方面,我国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05年的72.4%降至2024年的53.2%,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的比例由2005年的24.2%增至2024年的58.2%,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2005年的7.4%升至2024年的18.3%;节能减排方面,以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2024年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降幅分别为63.9%和71.4%;绿色发展指标方面,大气、水、土壤等监测状况日益好转,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005年的32.54%升至2024年的43.32%,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20.4%增至2024年的25.4%;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为保护珍稀物种和促进生态平衡,自然保护区的面积逐步扩大并长期保持稳定,占国土面积比例由2005年的9.2%增至2024年的15.0%。
全面绿色转型的中国实践为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2024年,中国新能源产业规模占据全球47%的市场份额,中国占全球光伏组件、风电装备产业的市场份额分别达70%和60%;2024年,中国贡献了全球1/3的清洁能源投资规模,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截至2025年8月,中国生态修复总面积超830万公顷,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贡献了约25%的全球新增绿化面积。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三北”工程、“中国山水工程”、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等标志性工程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点绿成金”的东方智慧
“两山”理念以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和辩证性,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两山”理念精准把握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统一关系,深刻揭示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和谐共生。其次,“两山”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时代化表达。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两山”理念将“绿水青山”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良好的生态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福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后,“两山”理念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山”理念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进行了重新激活和升华,是一条着眼于长远、泽被后世的可持续新路,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不仅如此,“两山”理念增进全球福祉的历史经验,离不开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政策赋能。首先,《中国共产党章程》已明确写入“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国家层面,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将“绿色发展”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将生态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持续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其次,纵深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环境立法执法,推进环保垂直改革,夯实涵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生态文明“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形成“保护—发展—考核”闭环。最后,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遴选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碳达峰试点城市,持续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政策支持,因地制宜推进“煤改气”“煤改电”,以开征环保税内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以财政补贴等形式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在全社会倡导“光盘行动”,推行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发展。逐步完善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用水权交易等节能市场化机制设计。
打造绿色转型新引擎
“十五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冲刺收官、蓄力开启碳中和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当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中国式全面绿色转型新引擎,是新时代接续践行“两山”理念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之举。
一方面,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路子。一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和智慧管理平台,提升生态系统保护的效率和精准度。二是积极推动绿氢、绿氨、人工光合作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新型储能等前沿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应用,加快建设全国碳市场和零碳园区。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应用,丰富碳汇、水权、排污权等交易品种,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资产,探索碳期货、碳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完善碳定价机制,全面激活减排主体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前瞻谋划国际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绿色低碳转型新模式。一是充分发挥国际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领域的技术创新、标准制定与成果转化方面的协作网络作用,推动绿色转型领域的国际合作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二是健全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框架,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碳市场规则,加强与国际碳市场的衔接互认,降低出口型企业面临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合规成本,切实提升我国在国际碳定价中的话语权。三是推动中国先进的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出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等平台,向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技术、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强化政策对话与理念交流,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