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准确理解“两山”理念的独特内涵，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对立异化关系，并预言了未来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然性。然而，对于如何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具体地、辩证地实现这种和解，并未提供详尽的论证。人们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的认识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相对立、发展与保护相矛盾；第二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探寻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第三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与保护实现了有机统一。“两山”理念强调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和整体性规律，前提是必须尊重、顺应、保护和科学利用自然，继而实现高水平保护自然与高质量发展经济相互作用。这种生态认识论的重构，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到生态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范式转换，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的重大创新。

　　然而，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过程并非自发实现，需要通过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来完成。“两山”理念强调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的核心作用，突出了人的能动实践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相互转化中的中心地位。“两山”理念还明确指出，这种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创造性实践，既包括生产性实践，如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绿色科技，又包括制度性实践，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

　　“两山”理念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本身所蕴含的系统性价值，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推动了对生产力构成的再认识，加速了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与超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将自然视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和劳动过程的要素，其价值实现依附于人类劳动的二重性，但未能充分阐明生态系统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整体性意义。“两山”理念超越了这一传统认知，确立了自然价值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深刻揭示了自然价值的多重维度：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更承载着生命支持、健康保障、精神愉悦和文化遗产等多元价值。这种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的革命性突破，实现了对生态价值论的根本性重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生态价值论下，财富观和发展观也要随之更新。传统的“金山银山”指的是以货币化产值为核心的物质财富积累，将自然视为索取、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认为石油、煤炭等自然矿产资源只有被转化为商品才具有价值。这种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掠夺上的传统生产关系，必然导向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叠加。这种发展模式下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关系。“两山”理念提供了破解这一悖论的具体路径，转向依赖于自然资本保值增值基础上的可持续经济积累。这是一种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旨在追求涵盖物质财富、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总财富增长，而不再是货币化财富增长。

　　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中，生态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生产力理论也实现了绿色革新。“两山”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将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产品服务纳入生产力范畴，重新定义了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标准，深刻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可以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绿色发展不是增长的代价而是增长的新源泉，环境保护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的新形态。

　　指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两山”理念不仅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拓了一条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完善。一是指引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家公园体制等创立和完善，强化了自然资本的全民属性，拓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与实现形式。这些制度创新将公有制从传统经济领域延伸并深化到生态领域，确保了自然资本的增值收益由人民共享，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指引建立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等，构建了生态理性的调控体系，形成了一个超越市场自发力量、强有力的生态理性宏观调控框架，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协调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上的强大制度能力。三是指引培育生态资源市场交易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制度创造性地将市场机制嵌入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体系，既发挥了市场作用，又确保了生态福祉，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通过制度变革将理念转化为实践，将价值诉求固化为稳定、长效的规则体系，“两山”理念指引我国以生产关系的深层调整，有力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时代之问。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