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4周年的日子。94年前，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由此拉开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序幕。

　　抗战硝烟早已散尽，但战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通过篡改教科书、资助学术机构与操控舆论等手段，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他们屡次要求将教科书中的“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炮制“满蒙非中国论”“殖民统治有益论”，并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暴行歪曲为“战争必要牺牲”。这类行径实质上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战后国际秩序文件的公然挑战。

　　自1963年林房雄抛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来，日本右翼学者持续系统性地为侵略战争翻案，试图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历史定论。日本的二战史观已超越学术争论范畴，成为牵动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关键议题。不少学者提出，拒绝承认侵略，就有可能重蹈覆辙；逃避战争责任，意味着未来仍可能走向不负责任的军事道路。尤其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有所回潮的当下，这一警示更具现实意义。

　　逃避与扭曲的历史叙事

　　日本官方叙述中常见三类观点：“侵略未定义论”“自卫战争论”与“受害者叙事”。“侵略未定义论”声称，因国际社会对“侵略”缺乏统一定义，故无法判定日本过去行为是否构成侵略；“自卫战争论”将军事行动描绘成“自卫”或“解放亚洲”的不得已之举，通过对国际法的选择性解读和史实裁剪支撑其立论；“受害者叙事”则侧重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事件，将日本塑造为战争受害者，模糊加害者身份。

　　国际社会明确谴责战争行为。《国际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对此均有明确规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萌提出，部分日本政要借口这些文件未明确定义“侵略”而否认战争责任，实属文字游戏。日本同样是《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的签署国，却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未有定论”，显得极为讽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曙光强调，“侵略未定义论”在法理与事实层面均站不住脚。1928年的《非战公约》明确谴责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东京审判根据当时国际法与习惯法，明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属侵略行为。即便抛开法律，从人道与事实角度看，日军在亚洲多国实施的殖民统治、强征“慰安妇”及细菌战等侵略与加害行径，亦不容辩驳。

　　经过学术包装的错误史观，本质是政治驱动下的历史修正主义，服务于军事正常化、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等现实目标。张曙光进一步分析，“侵略未定义论”动摇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历史合法性，为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与扩张军力铺路；“受害者叙事”与“自卫战争论”则借煽动民族情绪强化内部认同，转移国内矛盾，博取国际同情，最终目的是彻底摆脱战败国身份，推翻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东京审判为基础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刘峰认为，日本二战史观的核心特征在于模糊性与受害者情结。通过“自存自卫”“解放亚洲”等表述淡化侵略实质，缺乏对加害责任的系统性反思。这些叙事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对内塑造民族认同，将战争苦难转化为集体悲情，规避对天皇制的批判；对外以“模糊化表述”回避正式道歉与赔偿；对美国则借共同战争经历强化同盟关系。其本质是以学术为外衣的历史实用主义，既为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也为维持东亚外交的“战略模糊”。

　　日本对二战的扭曲叙事服务于回避或缩小战后责任的现实政治需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认为，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及空袭记忆，也成为日本主张“废核”的“道义”依据，导致其历史认知始终在“加害责任”与“受害意识”间摇摆，并不断被政治利用。

　　无论日本如何兜售翻案论调，均无法推卸侵略罪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立祥强调，日本右翼所谓“自卫战争论”等翻案谬论，均无一手确凿史料支撑。相反，日方发动侵略与进行外交讹诈蓄谋已久、铁证如山。

　　语言策略与制度纵容

　　近代以来，日本传统文化元素被有意识地运用于战争宣传。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将桃太郎传说中“惩恶扬善”的形象加以改造，用以隐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为助力亚洲各国摆脱欧美殖民”。王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神国论”与“民族优越论”，将“忠君爱国”观念灌输至教育及社会生活中。神道教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高度整合的精神动员体系，使日本军国主义兼具政治正当性与神圣性。重视等级秩序与集团主义的社会文化，亦被利用于强调对权威的服从，驱使民众为战争服务乃至牺牲。

　　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保守性，尤其是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右翼史观的延续和强化存在深刻联系。张曙光表示，在历史叙事方面，日本执政集团淡化侵略、宣扬“自虐史观”，强调自身受害身份，削弱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为右翼史观提供了学术与话语支持。在教育方面，通过审定教科书删除或淡化关键史实，影响国民历史观，为右翼史观代际传递铺路。此外，利用经济低迷期的民众焦虑渲染外部威胁，将社会不满导向民族主义情绪，压制彻底反省历史的进步呼声。右翼史观为军事政策转型提供“历史正当性”，政策转型又反过来要求进一步美化历史，形成彼此强化的循环。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除少数时段外，1955年以来大多由自民党执政。刘军分析，日本遗族作为自民党传统票仓，在选举中发挥重要支持作用。自民党内部也存在强烈批判“东京审判史观”的势力，更侧重“经济复兴”与“国民整合”，而非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因此，保守史观在制度层面得以存续。加之美日安保体制下日本扮演“西方阵营一员”的角色，使右翼史观在国际政治中亦获一定空间。

　　政治右倾化是右翼史观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王萌认为，1955年以降，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稳定的“保守统治秩序”。右翼鼓吹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心”，也为保守政治家推动右倾政策营造舆论环境，助推历史修正主义浪潮加剧。刘峰提出，战犯后代主导政坛，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政策。官僚体系的保守性亦固化历史认知：外务省规避“侵略”法律表述，防卫省则将侵略史包装为“自卫传统”。该体制还通过利益输送机制维系右翼基础，如借助“遗族年金”法案笼络战殁者家属，或依托神社本厅维持神道史观，形成“政—官—财—媒”复合体。

　　日本学界坚守正义学者的呼声

　　在关注右翼学者为侵略战争翻案动向的同时，也应看到日本学界始终有坚守正义的学者。以井上清、家永三郎、江口圭一、吉田裕、猪木正道等为代表，不惧政府冷遇与右翼威胁，以学术研究抗争歪曲言论。 

　　“皇国史观”作为明治以来日本官方历史观的核心，强调“天皇中心主义”、国家至上与忠君爱国，叙述方式缺乏批判性。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批判该史观掩盖社会阶级矛盾与民众苦难，将历史简化为天皇与国家意志的体现，提出应通过阶级分析理解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的关联。石母田正则结合经济与社会结构分析，强调阶级关系与生产力作用，倡导以世界史比较方法将日本置于亚洲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考察。 

　　在批驳日本右翼谬论的同时，应支持并传播有良知的学者的观点，共同维护史学严肃性。刘峰表示，以远山茂树、石母田正为代表的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借学术理论解构“皇国史观”与“日本特殊论”。他们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天皇制定性为封建地主与垄断资本的政治工具，将明治维新界定为“绝对主义王权的重构”，并揭示侵略战争服务资本扩张的本质；借助世界史普遍性原理，论证日本社会发展并无特殊优越性。这些研究重构了日本历史叙述框架，将历史主体从天皇转向人民，也为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研究奠定学术基础，促使日本政府部分承认殖民暴力。 

　　刘军认为，这些学者通过阶级分析使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天皇意志”或“国家意志”，转而关注社会阶层、利益冲突与经济关系，重构了对下层民众、工人、农民与被殖民者的历史视角，开创了社会史与民众史新的研究领域。孙立祥表示，这些敢于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学者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与民族希望。 

　　多元路径纠正历史认知 

　　历史教育的缺失导致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的认知严重不足。日本青年加藤飒人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后坦言：“我是日本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曾做过如此残忍的事情。” 

　　与德国相比，日本在二战历史认知上存在显著差距。在孙立祥看来，德国承认侵略罪行并真诚反省，日本则遮遮掩掩、企图翻案；德国编纂合格教科书教育下一代，日本则篡改教科书掩盖真相；德国主动支付巨额赔款，日本则拒不赔偿。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关乎历史真相、国际正义与人类和平。王萌认为，若以诚实态度对待历史，恢复教育独立性与批判性，或是日本走出右翼史观困境的关键。刘峰建议，日本应在理论层面引入“记忆之场”概念，构建多元历史记忆载体，包括纪念碑、博物馆、文艺电影等；实践层面应彻底改革历史教育体系，增加二战历史特别是加害行为的内容。他还提出构建“学术—司法—舆论”三维压力体系，通过多元路径促使日本正视历史。具体包括建立跨国实证研究网络，由中韩与日本进步学者共同编纂战争罪行档案，以侵华日军作战日志、细菌战记录等确凿证据驳斥翻案论调；扩展“第三人反诉”适用范围，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日本侵略罪行报告；舆论上精准打击右翼话术，制作多语种短视频揭露甲级战犯罪行，在全球发起历史正义活动，支持日本国内良知媒体扩大传播。

　　历史认知差异关乎东亚地区的现在与未来。张曙光强调，学术界应推动跨国档案合作，如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常年收集731部队档案并捐赠中国学界，此类史料共享对还原真相至关重要。学术、法律与舆论途径应相互配合，利用国际组织与多边平台将历史认知问题纳入国际人权与全球治理议程。中、韩、俄等受害国应在学术对话、法律追责与舆论宣传上形成统一战线，通过共同研究、国际研讨会与合作编史重建客观历史叙事。法律途径仍是追究战争责任、寻求正义的重要手段，如二战强迫劳动受害者在美国、日本和韩国法院提起诉讼，确认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打破所谓“《日韩请求权协定》已完全解决赔偿问题”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