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主要经历了从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语言作为名词,即关注静态、隔离的命名语言)到探究语言的动态使用(语言作为行为,即关注语言实践活动)的转向。这种实践转向意味着语言不仅是由音素、单词、句子等构成的符号系统,更是创造意义、表达自我的有力工具,并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有效实现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互动。
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兴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等标志性学者倡导将语言视为由符号组成的系统,强调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特征,关注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的分类、组合规则及其内在关系,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系统、要素、结构等揭示语言运作的普遍规律和特点,甚至认为只要通过深度分析某一种或多种命名语言的内在规则就能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形式主义语言学也关注语言的结构表征,但更关注语言的音韵、句法等表征系统,试图通过数学模型和逻辑推理来精确描述语言的结构模型。客观来看,形式主义语言学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化,但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过于关注语言结构,忽视了语言不仅是符号组合,更是人类在特定语境中进行交流和表达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都过分强调语言的规范性、稳定性,忽视了语言实践中的动态性和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即语言使用者并非静态、被动的语言规则遵循者。人类的语言不仅是用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的符号组合,更是语言使用者的交际实践行为。语言实践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语言使用中的情境依赖性,也可以揭示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和社会功能。这不仅关注语言内在的结构和规则,还试图透析说话者的思维和意图,进而把握人们感知和构建现实语言世界的途径。
20世纪中期,奥斯汀(John Austin)在言语行动理论中提出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三个核心概念。言内行为关注语言的基本表达功能,体现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言外行为揭示语言在交流中的行为冲击力。言后行为则关注语言交流对听话者的实际影响,揭示语言行为的效果。言语行动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静态符号系统的局限,强调了语言使用者在语言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语言行为的多重功能。言语行动理论重视使用者的主体性,认为语言使用者不仅遵循既定的语言规则和结构,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使用、策略性选择和语境适应等方面。言语行动理论还主张,语言行为不仅是编码和解码的信息传递过程,还是在实践如承诺、命令、请求等多种社会行为和表达情感诉求。这些行为都是动态、实时的,并高度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和使用者的意图。在言语行动理论中,语言使用者被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他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建构意义。言语行动理论还强调语言的多模态属性。比如,语言不仅有书面或口头形式,还包括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交流系统。语言使用者会灵活调用多模态资源来完成意义协商等交际任务,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
20世纪末以来,一些新的语言学流派逐渐兴起。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在这一视角下,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的静态结构,而是关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以及语言与认知、语境的互动关系。语料库语言学基于大规模、真实、多样化的语言数据集合,为系统分析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提供了数据依托。神经语言学从实验室走向真实语言使用,为语言的动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研究者通过神经成像研究大脑中语言的加工过程,证实了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这表明,语言学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的静态结构,而应更加关注个体语言使用者以及语言使用过程所呈现的动态使用和变化过程。语言不是孤立实体或一成不变的符号系统,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才得以创造、发展和完善的。
传统语言学视语言为有界实体,以语言可分离性和单语制为研究前提,将人类的命名语言看作社会文化的抽象存在形式,认定不同命名语言之间的界限是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语言标准化意味着将特定区域和人群特有的无限制的语言,划分为该特定地理区域及其社区居民的语言,并设法通过标准化来限制甚至冻结其自然的演变。然而,日常实践中的命名语言并不是既定的有界实体,而是通过不同符号的组合和协同使用来建构、协商意义的。所以,语言学研究应聚焦人类真实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中的语言实践。传统语言学将语言本体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工具,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对命名语言的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描述,以构建出各种语言理论模型。语言实践研究则强调语言使用过程和行为,通过关注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凸显语言的动态性和交互性等特质。传统语言学主要采用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结构和规则,通过大量建立语料库等方式分析、总结语言的普遍规律和特殊现象,并运用逻辑推理来验证和完善这些规律。语言实践研究则强调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描述和解释,研究者运用实地调查、语料库分析等方法,收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以揭示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研究方法论更加贴近日常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更能反映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面貌,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
数字技术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与应用,使语言学研究更加科学地关注人类语言的真实互动,将人类交际过程的意义建构、协商以及多语言、多符号、多感官协同使用的再生产联系起来研究人类的语言。这种整合标志着语言学从零散、孤立的研究向综合型研究的变迁。如今的语言实践研究关涉语言集合论或符号学,从多语言、多模态、多符号和多感官集合的角度把握语言的本质,并以此为抓手开辟语言学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