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短短数日，全球治理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盛赞，话题讨论热度持续攀升。为解读中国首提全球治理倡议的深意、全球治理体系的现状与改革，以及中国智慧之于全球治理的宝贵启迪，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荣休教授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主席高鸿儒（Kalyan Raj Sharma）。长期以来，二位学者深耕于中国议题研究领域。他们表示，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今天，全球治理倡议令人耳目一新，被视为探寻全球治理的“可行之道”，亦是回应时代之问的“优良理念”，将为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独特中国力量。以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为宝贵契机，全球治理将迎来新范式，朝着更为公正、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您怎么看？

　　沃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一个理性而明智的决定，也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及时响应。该倡议提出之后，国际规则制定将更加优化，也将进一步推动相应国际组织的改革，使其决策惠及所有人。

　　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反映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挺膺担当的责任感。正如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将“为政以德”作为确保个人福祉的重要手段，今日中国政府也将善治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方式，与一些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恐吓、欺骗或公开侵略形成鲜明对比。

　　高鸿儒：应当说，新型国际秩序呼之欲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抉择，也体现出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该倡议的提出深刻反映出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人类集体福祉的追求。该倡议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气候变化、数字治理、供应链安全等21世纪核心议题密切相关。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选择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推出全球治理倡议，具有特殊的意义。

　　颇具战略考量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选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有何特殊用意？对此您如何解读？

　　高鸿儒：中国选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出于深思熟虑的考量。上海合作组织有多个成员国，中国相信它提供的多边平台有利于缔造新的国际秩序。此外，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五方面要义，在某种程度上十分接近“上海精神”的内涵，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时刻，即中国告诉全世界，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全球治理倡议，以通往一个和平之阳光洒满人间的新世界。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在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涵盖更多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如尼泊尔。今天，它已成为所在地区讨论重大议题的最重要平台之一。作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的扩容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

　　2025年是中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发声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因而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为这些国家代言。当今世界缺乏相互信任，许多小国或弱国往往难以保护自身主权和身份。它们仅仅因为规模或发展水平而面临歧视。然而，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之外的另一个平台，能够公平解决这些关切。因此，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推出全球治理倡议，是合适、妥洽而又颇具战略考量的决定。

　　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关键转型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信任缺失，不少学者认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根深蒂固的困境，存在失衡、低效、国际合作乏力、共识达成艰难等现象。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是弥补治理短板的唯一出路。对此二位如何看待？

　　高鸿儒：如今，我们身处单极霸权屡受质疑、多极化力量崛起的历史交汇点。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呈现显著的不稳定性。西方国家领导人尚未找到有效引领全球治理的方向。在许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个人与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安全感缺失，忧虑感蔓延。在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之际，传统治理体系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已显疲态，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失灵”状态，在一些情况下运转不佳。全球治理体系也因此处于关键转型期。

　　纵观当下，全球治理体系雏形发端于80年前二战结束之际，因此仍受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国际协调机制影响。当前，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规则仍由美国等西方大国制定。在目前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局部区域性冲突频发、国际组织有效性不足等现象，都为全球治理增添了许多难度。

　　在一些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迫于少数西方国家压力难以发挥应有的职能。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维持和平是较为困难的。有幸的是，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以信赖的选择。

　　沃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国际组织自20世纪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对于这些国际组织而言，必须进行改革，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当前的国际现实，并确保每个国家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公平对待。

　　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它和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一样都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威胁。今天，美国时常拒绝国际合作，而推行强制性的双边谈判。在若干谈判场合中，美国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欺凌弱国。

　　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应当进一步增强，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具体而言，联合国需要通过改革强化核心职能，提升联合国大会作为全球治理关键平台的决策效能，优先增加“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改革资金保障体系，通过优化会费分摊机制，避免单一国家例如美国利用资金优势施加政治胁迫。

　　顺应国际社会高度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始终倡导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治理理念。中国智慧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何启示？

　　沃克：中国是一个对全球治理现状及其改革路径有着理性、睿智想法的国家。中国自身的实际国情、文化传统和治理模式是独特而深厚的。中国深知，只有与他国展开真心实意的合作，走互利共赢之路，才能迈向人类共同繁荣。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始终秉持开放态度，对所有愿意与之一道致力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国家敞开怀抱。

　　高鸿儒：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生产体系。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角色、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雁”，中国的贡献不可或缺。如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在许多国家畅销，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提供关键支撑。纵然美国频频设置关税壁垒、进行对华出口管制，均无法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在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倡议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发展融资渠道。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既是对当前美国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企图的有效回应，也印证了多极化潮流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依然有限。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点。对此您如何看待？

　　高鸿儒：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全球经济规则接受者向全球治理理念供给者的转变。在该理念的指引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呼声将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倾听，其应有权益也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该倡议蕴含五方面内容，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制度性话语权，这一点值得在未来持续研究。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倡议都可以视为应对当前全球性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些倡议以包容性合作、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为愿景，高度契合了许多国家的诉求，尤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有益支持。通过消除经济不平等、助力国际减贫，中国倡议为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注入了动力。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各国越需要同心而行，国际社会也越需要能够回应时代之问的“优良理念”。应当说，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