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当前面临新旧叙事方式的挑战。一是以技术为着眼点，强调新媒介的发明与应用带来社会变革，媒介史在反复的未来预言中被“去历史化”。二是以伦理为基本点，强调媒介形态不论如何变迁，职业日常规范与道德观念始终不变，最终导致旧规范在新挑战面前节节败退。

　　新闻传播学当前面临的困境和机遇与自身学科特色相关。所谓“新闻无学”实际上是指新闻传播学的定义始终在变化，其外延和内涵随着技术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新闻传播的功能作用与组织形态也随之变化。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拿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概念硬套、解释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要回到概念的历史语境中看待“新闻”“传播”等词是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发生关联的。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一般指理解某一事物需要通过另一具体事物形象的中介，比如“时间”让人理解起来比较抽象，而“逝者如斯夫”则把时间具象化为流动的长河，一下子便 清晰可感。新闻传播学在其实践过程中衍生出诸多隐喻，这些隐喻可作为理解某一时期新闻传播现象的切入点。

　　新闻传播学中的三类隐喻

　　由于新闻传播现象的特殊性，可将其隐喻类型划分为三类。

　　一是新闻文本中的框架隐喻。新闻记者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路径，常常使用新闻隐喻实现社会宣传、组织与动员。例如，面对自然灾害时，新闻记者通常会使用战争叙事框架，把救灾过程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决斗。框架隐喻是新闻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一种文学修辞，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的反映，新闻文本作为中介勾连起社会现实与读者想象；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意识的建构，在选择此物而非彼物作为隐喻对象时，内含着写作者的情感偏向。

　　二是媒介认识论意义上的隐喻。有学者在谈论媒介定义时提出媒介即隐喻。这里的隐喻指代媒介与信息的关系，即信息中的差异。如象征方式、信息来源、信息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语境等都会塑造文化本身的内容，不同媒介会带来不同的时空秩序与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来看，媒介本身是人的思想在诉说前的无言语境，它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以及认知方式。

　　三是影响新闻传播学定义与使用的建构性隐喻。这类隐喻的提出本身是对复杂传播结构的一种外化导向，但却能够对现实社会做出改变，最终内化为人与人交流的隐性准则。这类隐喻一般有三种来源。其一，从新闻传播业者的专业实践中凝结而来。其二，从新闻传播学者的调查研究中总结得来。比如“基础设施媒介”“窗口”“云端”。其三，来自政府、企业与群众日常生活的理解。如将信息比作水流，有了“流量”“信息泛滥”等用法；将抽象的互联网转化为具象的空间，有了“高速公路”“云端”“公共广场”“茶馆”“圈地”等隐喻。

　　隐喻流变即概念史的演进

　　前两种隐喻分别对应学科效果范式与技术范式，而第三种隐喻则试图追问建构性概念的由来和影响。有学者提出，绝对隐喻作为一个导向的支点，其内容确定了一种态度或行为，它们呈现着无法体验、忽视的现实性整体。借由对绝对隐喻的认识，新闻传播学隐喻的每一次流变都是时代精神的凸显，历史的结构性变化造成传播结构内在意义的匮乏，它需要以新概念的构建重新完善自身，并通过新隐喻实现新信息语境的传播。

　　因此，探究新闻传播学的隐喻流变实际上就是在做概念史的梳理，包含两条路径。一是以单一名词的内涵演变反映学科历史和发展。如“新闻”“报刊”“传播”等词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界定范畴。以“报刊”为例，中国报刊早期发展与传统文人的转型相耦合，如“科举试题”“文人雅集”“说书”等传统文化形式被迁移到报纸内容板块，看似是旧文化在新媒介的延伸，实际上是新媒介用旧形式建立了新的组织样态。中国报刊后续成为舆论宣传的主力，政党与报刊的密切联系就有了“耳目喉舌”的隐喻。不同的政党，“耳目喉舌”的主体也不一样。如梁启超为了强化报馆的合法性，将其追溯至周代太师的“陈诗以观民风”。报刊在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大量隐喻，戈公振在谈报纸与舆论时就用了“留音机器”的隐喻，强调记者是代表舆论而非制造舆论。

　　二是以概念群为界划分传播模式。与技术范式不同，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并非一定取代旧媒介，也并非一定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当下的网络传播为例，微博既可能被视为“广场”的公共空间，也可能被视为“树洞”式的情感倾诉场地，还可能被认为是粉丝“圈地”后的组织平台。通过寻找不同隐喻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比照概念群之间的差别，从而辨别出传播模式的根本不同，以及何为传播的根本特点。

　　隐喻与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

　　有学者主张应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要求个体能够定位自身所处时代，搞清楚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在新闻传播领域，隐喻与个体之间恰恰形成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个体日常生活在接受着大量的隐喻而不自知，这些隐喻以一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充斥在互联网平台中，并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运作方式。没有人在思考“流量”，但想成为“网红”的网友却都去“蹭流量”。除了工程师较少有人懂算法的基本原理，但人们可以根据媒体经验“养号”。

　　当前，新闻传播学应从隐喻的角度重新思考不同时代的结构，已树立的概念高墙可能要推倒重来，偶然构建的新概念经过发展也可能会在网络中有着规范性力量。这要求新闻传播学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一方面重新书写概念史与思想史，另一方面要投身于丰富的媒介实践中提取隐喻，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下，推进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斯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