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长期演化形成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凝聚着乡村的传统智慧、文化共识与价值理念，是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群的文化之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规民约既承载着基层文化振兴的支点作用，能传承乡村文明、凝聚文化认同；也是传统治理智慧融入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可助力基层自治、化解矛盾。不过，受现代化浪潮与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影响，部分村规民约沦为“纸面条文”，效能受阻。厘清其价值内核、剖析困境，对乡村文化振兴和基层治理创新意义重大。

　　村规民约具有文化和治理双重属性。从文化属性看，村规民约是传承乡村文明的“基因载体”与“活化石”，通过制度化表达传统道德、民俗技艺和历史记忆，实现文化代际传递。它将乡村传统美德转化为具象规范，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山西平遥某村通过村民议事会定期宣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荒年不囤粮，丰年不忘俭”等村规民约条款，使勤劳节俭的美德内化为村民生活习惯，形成稳定的文化共识，为非遗技艺等民俗文化提供传承保障。云南丽江某村在村规民约中设立“东巴纸制作技艺传习制度”，每户选派青壮年学习，推动30多名年轻人掌握技艺，实现了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延续了乡村集体记忆。陕西黄陵某村以“黄帝手植柏周边百米禁伐”的条款，让五千年古树成为部分海外华人寻根祭祖的精神象征，本质上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就治理属性而言，村规民约可以成为基层自治的“软法支撑”，融合传统自治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以“柔性约束”弥补正式制度不足。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我管理的核心工具，四川成都某村通过“院坝议事会+线上投票”收集237条建议，将“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写入村规民约，推动治理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参与”。村规民约为基层纠纷提供文化共识性解决方案，湖南湘西某村的“七步调解法”纳入村规民约后，多数矛盾在萌芽阶段化解。村规民约还是移风易俗的制度依托，河南兰考张庄村以“彩礼不超3万元、婚宴不超15桌”的条款，配合红白理事会监督，将平均婚俗支出从18万元降至5万元，形成文明节俭新风尚，为治理注入新活力。

　　村规民约赋能基层治理的现实梗阻

　　虽然村规民约具备上述两重属性，但是在其实际介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还未克服以下三个方面的困难，阻碍了这两重属性的作用路径。

　　第一，文化特色流失，同质化的村规民约导致“身份模糊”。村规民约的生命力在于地域文化独特性，而当前普遍存在的“复制粘贴”现象，使其沦为缺乏文化辨识度的“通用模板”，丧失了与村民的情感联结。北方某农业大县85%的村庄，村规民约条款重合度超70%，“诚实劳动”“邻里和睦”等共性表述占据主导，本地文化符号被完全遮蔽。这种“去在地化”倾向，使得村规民约从“乡规”退化为“官样文章”，既无法唤起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失去了作为治理载体的情感基础。

　　第二，执行机制虚化，导致部分村规民约从“条文规定”变为“实践空转”。村规民约的治理效能依赖执行闭环，但当前普遍存在“重制定、轻落实”的问题。一方面，责任与资源保障缺失导致条款“悬空”。贵州黔东南某侗族村寨虽规定“每月举办大歌传习活动”，但因无明确经费来源与责任主体，全年仅开展2次；陕西关中某村虽明确“破坏古碑石刻罚款五百元”，却在2023年清代古碑遭涂鸦后，因“乡里乡亲抹不开面子”不了了之。另一方面，传承主体流失加剧执行乏力。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青壮年持续外流，导致村规民约的文化传承与执行缺乏核心力量——既能理解传统条款又能推动落地的“中间人”日益减少，最终使文化治理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第三，村规民约还未突破传统规范与现代社会的适配困境。村规民约根植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而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生活节奏与外来文化，正使其面临“适配性危机”。其一，传统习俗与现代公共规则存在冲突。浙江杭嘉湖地区某水乡古镇规定“禁止在河道内洗涤衣物”，与村民“以河浣衣”的传统生活习惯产生矛盾，导致条款因“不合民意”难以执行。其二，宗法逻辑与现代法治相互抵触。广东珠三角某宗族村落保留“族内纠纷须在祠堂由族长裁决”，不得擅自走诉讼渠道的条款，与“司法途径优先”的现代法治精神相悖，潜藏治理风险。其三，文化本真性与商业化形成零和博弈。云南西双版纳某傣族村寨中，能完整背诵“泼水节”传统仪式与禁忌条款的年轻村民不足31%，传统仪式逐渐简化为吸引游客的“表演项目”，文化内核被商业逻辑稀释。

　　推动村规民约向治理资源转型

　　综上所述，传统规范与现代治理需求间的系统性错配，导致了村规民约的文化同质化、执行虚化与适配困境。破解脱节问题，需要通过文化深耕、执行强化与制度更新等措施，推动村规民约从文本形式向实质治理资源转化。

　　第一，深耕在地文化，构建“一村一约”的文化标识。破解同质化困境，需通过文化挖掘、转化与表达，将地域特色注入村规民约。在内容设计上，可借鉴浙江松阳“文化基因解码”模式，组建由文化学者、村民代表组成的工作组，系统梳理本地文化遗产、特色物产与生产方式，将其转化为具体条款。例如，将“古树保护”细化为“禁止在古树周边5米内堆放杂物”，将“传统技艺传承”明确为“非遗传承人每年需培养2名学徒”，等等。在呈现形式上，可采用“在地化表达”增强感染力。四川大邑县将条文改编为川剧唱段、方言快板，在茶馆、戏台等场所传唱，既强化了记忆点，又让文化规范融入日常生活，使村规民约成为村民文化身份认同的“载体”，而非单纯的“约束文本”。

　　第二，强化执行保障，构建多元协同的刚性机制。其一，保障经费与责任落地。湖南隆回县明确“村级公益事业经费划出15%作为村规民约执行金”，可进一步细化为“文化传承活动经费占比不低于60%”，并明确村委会为责任主体、文化理事会为协同主体。其二，创新监督与惩戒方式。利用“数字治理”工具，鼓励村民通过微信群“随手拍”记录执行情况；监督委员会定期巡查并公示结果，形成“村民监督+第三方评估”的透明机制。对违规行为，可探索“劳务代偿”等柔性惩戒，如破坏古建者需参与30小时古建修复志愿服务，既避免“罚款难执行”的尴尬，又强化教育意义。其三，培育传承主体。通过“返乡人才激励”政策，吸引懂文化、有威望的青壮年回流；建立“文化传承积分制”，将参与传习活动、监督条款执行等纳入积分，积分可兑换村级服务，激发村民参与动力。

　　第三，制度化文本更新，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一方面，建立常态化修订机制。摒弃“一订终身”思维，明确每3年结合村民需求与社会变化修订一次，重点吸纳年轻村民、返乡创业者等群体的意见，确保条款“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推动核心价值的现代表达。将“孝亲敬老”的传统规范转化为“村集体设立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可操作条款；将“生态保护”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农药包装回收奖励”等符合现代生活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强化合法性审查，例如，浙江德清县的相关实践由乡镇司法所牵头，联合法律顾问、人大代表对条款逐条审查，清理“外嫁女不享受集体分红”等与法律相抵牾的内容，确保传统规范与现代法治兼容。

　　村规民约的文化治理效能，本质是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需求的适配度体现。从“浮于表面”到“深度赋能”，既需要守护其文化传承的“温度”，保留地域特色与精神内核，又需要强化其现代治理的“力度”，构建可执行、能延续的运行机制。唯有如此，这一古老的文化之脉才能真正融入乡村振兴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西南地区乡约制度的历史变迁与运行机制研究”（23BSH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