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学会一门古代语言，你就掌握了一把打开消逝世界的钥匙。”雅典法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家韦罗尼克·尚科夫斯基（Véronique Chankowski）如此回忆自己走近古代文明的起点。童年时期对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学习，为她打开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大门，也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

　　在此次专访中，尚科夫斯基不仅回顾了雅典法国学院150余年的历史，也展望了21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她表示，未来考古学的突破不仅来自水下考古等前沿领域，更有赖于以当代科技手段和全新问题意识重新审视19世纪以来积累的世界丰富遗产。

　　历史或许无法为现实社会提供直接答案，却能培养我们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在她看来，面向未来的“非破坏性考古”理念是一个新的标志，而比较研究则如同新技术一般是开启新视野的工具，它能够揭示在单一文明视角下被忽略的细节。尚科夫斯基对中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比较研究寄予厚望，认为这将为全球人类文明研究带来崭新的思路与启发。

　　雅典法国学院的考古传统与当代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最早在希腊成立的外国考古机构，雅典法国学院长期以来在希腊考古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其他机构相比，它在研究方法、跨学科合作或教育理念方面具有哪些特点？

　　尚科夫斯基：雅典法国学院在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首个在希腊设立的外国考古学校，更因为它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步衰落，而法国社会坚定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雅典法国学院应运而生。

　　当时的法国学者普遍接受严格的古典教育。由于希腊尚不易抵达，他们对古代世界的认知多来自西欧出版的文献。雅典法国学院的建立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者们可以走出书本，亲赴现场开展实地研究。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雅典法国学院率先在以文本为中心的人文学科中引入田野调查方法，这也成为该学院学术传统的核心特质之一，延续至今。

　　自创立以来，雅典法国学院不断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希腊，他们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这些学者在推动考古学走向科学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田野工作奠定了系统化的方法体系，例如对遗物的分类整理、文献资料的集成，以及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为考古学确立了科学基础。

　　不久之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学者也陆续加入，共同推动了诸多重要发现问世。雅典法国学院的特别之处在于一贯秉持广阔的地理与时间视野，从未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希腊之内，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北部、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等当时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地区。这种广域视角，促成了雅典法国学院将希腊文化作为地中海文明一部分来理解，研究时间轴也从古代延伸至中世纪、近现代甚至当代。正是这种广域、跨学科、以田野为导向的研究模式，构成了雅典法国学院最鲜明的特色，也使其在地中海地区众多研究机构中独树一帜。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田野发掘与跨学科研究，雅典法国学院不断拓展我们对古希腊社会的认知边界。近年来，提洛岛、德尔菲和阿尔戈斯等遗址的研究为社会网络、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您能否通过具体案例来介绍一下这些研究方法如何推动了上述领域的重要突破？

　　尚科夫斯基：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大约有100个，尽管无法一一展开说明，但我想分享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即我们在德尔菲围绕青铜雕像“德尔菲驾车者”所开展的一项持续研究。这尊雕像描绘了一位年轻的驾车手，是雅典法国学院19世纪末在德尔菲发掘出土的，现在已经成为德尔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不少人心目中最具标志性的古希腊文物之一。虽然过去已有大量研究与出版成果，但几年前我们启动了一项全新的研究计划，重新聚焦这尊雕像，并引入先进技术，开展跨机构合作。

　　借助跨学科合作，我们对雕像的材质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令人惊喜：雕像所使用的青铜原料来自地中海多个地区。这一发现彻底刷新了我们原来对它的理解——它并非简单地出自某个本地工匠之手，而是公元前5世纪末，广泛的地中海贸易网络以及复杂的工艺协作的典范。这个例子表明，即便是广为人知的文物，借助新技术和跨学科合作，仍有可能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诠释视角。这也正是雅典法国学院当前研究工作所展现出的活力与多元性的真实写照。

　　我们还在古希腊铭文学领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古希腊城邦留下了大量铭文资料，不仅有墓志铭，还包括法令、律文、公共决策等官方文本，通常以石刻形式展示于世。雅典法国学院在铭文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有着深厚传统。这项工作不仅为我们打开通往古希腊政治制度的窗口，也让我们看见各个城邦如何治理和组织社会、通过公共铭刻来传达政治与法律。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更细腻地感知古希腊世界的制度复杂性与地域差异。

　　比较视角为古典学研究注入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雅典法国学院如何与希腊文物及文化遗产局等本地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推动研究项目的进展？这些合作对雅典法国学院考古有何意义？

　　尚科夫斯基：雅典法国学院与希腊的文化部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每个考古遗址和研究项目，我们都会与希腊密切配合共同确定研究优先事项，并制定共享的研究计划。这确保了我们的工作与希腊的整体研究框架一致，并为希腊考古研究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同时，雅典法国学院拥有广泛的合作网络，特别是与法国国内的机构，如卢浮宫博物馆和各类专业实验室，这些合作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工作融入了更广泛的欧洲研究生态系统。

　　此外，我们的团队不仅有法国学者，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我们正逐步扩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可以说，在希腊的外国考古研究机构中，雅典法国学院是与国际学术研究网络联系最为紧密的机构之一。正是这种国际合作，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您对它有何期待？雅典法国学院如何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开展合作？

　　尚科夫斯基：雅典是一个独特的考古学中心，目前已聚集了20个外国学术机构，其中中国研究视角尤为重要。欧洲的学术机构都有其历史背景，塑造了它们研究古代文明的方式，而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这种比较就像在研究中使用新技术，虽然它不像激光扫描那样直观，但比较的方法却是理解不同文明动态的重要工具。中国学者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可以与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让我们能够获得地中海文明视角之外的新发现。这就是比较的力量：它揭示了那些在单一文明研究中可能被忽视的新维度。例如，比较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和经济组织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贸易是如何组织的？谁是商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各种文明的经济历史以及商人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商人在不同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往往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本身便反映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多样性。

　　古典学衰落并非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方学术界，古典学传统上侧重于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然而，近年来其学术研究范围在扩大，也更加具有多元视角。是否可以将古代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也纳入这一研究领域。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以及对古典学的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尚科夫斯基：当我们谈论西方学术界的“古典学”时，必须认识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我认为，这个领域不应仅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例如，在法国，我们有着长期且坚实的研究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它们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研究并行。从一开始，古希腊和古罗马就与其他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理解这些关系非常重要。因此，当我们谈论古典世界时，我们应当以一个更广泛、互联的景观为视角。在欧洲古典学的发展一直是在这一更大的框架内进行的。

　　狭义的古典学定义——主要聚焦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可能是美国古典学研究传统。美国学术界的“古典学”研究通常专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然而，即便如此，学者们也会接触到其他古代文明，只是这些研究通常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我欢迎以一种更广泛的、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古典学。这为比较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凸显了古代历史的全球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欧洲不少历史学、古典学和考古学专业纷纷关闭，令这一领域的未来备受关注。您认为古典文明研究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持续的相关性和生命力吗？应采取哪些策略，才能激发公众兴趣，推动更多人参与这一学科的研究？

　　尚科夫斯基：我认为部分人提到的人文学科，特别是古典学研究领域正在衰退的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并不像媒体所描绘的那样。虽然，随着一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变化和大学内部进行调整，有一些古典学研究中心可能发生了角色变化或衰退，但新的研究中心也在不断涌现。这更像是一种自然的演变，而非一场危机。以希腊为例，目前已有20个外国机构专注于古典学研究，其中许多来自欧洲，未来还可能有更多。这些机构代表了各国在古典学领域的重大投资与持续承诺。

　　在法国，我们依然看到大量学生对考古学和古代历史充满兴趣。尽管理工科吸引了很多学生，但仍有大批年轻人对人文学科充满热情。在我看来，古典学在欧洲依然充满活力，并且得到重视。当然，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是如何保持并加强古代语言的教学。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埃及语或赫梯语等古代语言，是深入研究古代文明的基础。然而，语言学习非常困难，学生们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提供更直观、沉浸式体验的课程，如考古发掘。尽管这些课程非常重要，但它们不能替代语言学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引入古代语言教学，这样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前，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如果等到高等教育阶段再接触这些语言，就难以培养出学生深厚的语言能力。因此，支持早期的语言学习，是确保古典学活力的关键。

　　古代“全球化”中的多元共存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广泛涉及古希腊的经济结构，包括税收、公共财政、市场机制与贸易网络等诸多方面。在您看来，人们对古希腊经济体系是否存在误解？这些经济制度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中是否有可以为当下提供借鉴的经验？

　　尚科夫斯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简单来说，当今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如何重新审视我们已有的古代经济资料。早期的经济史研究往往受现代经济理论的影响，倾向于将当代的模型套用在古代社会。然而，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带来了大量新资料，让我们对古希腊的城市格局、港口布局、贸易路线以及交易模式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这些信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知。例如，曾经被认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市场”概念，如今逐渐被认识为古代经济的核心要素。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市场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在塑造古希腊社会的观念和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很多研究认为希腊城邦是一个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型共同体。但最新的证据显示，这些城邦之间互有联系，并与更广泛的古代世界，如埃及等保持着频繁互动。这些城邦不仅是为了生活而生产物资，很多时候更是针对特定市场制造专门商品。换句话说，它们对市场的依赖，不只是为了交换剩余产品，甚至涉及基本生活物资的获取。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研究方法，比如追溯材料的来源、探讨商人的社会背景、追踪货币的流通路径，并积极运用考古学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手段。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古典时期乃至更早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也能为今天思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随着数字重建技术的应用，以及与其他前现代经济体的比较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经济研究的方法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您看来，古希腊经济史研究下一步应聚焦哪些新问题？

　　尚科夫斯基：我认为，古代经济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越来越重视“物质的流通”，也就是商品、原材料如何在古代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然而，要真正理解这种动态，仅靠传统的考古观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精细的分析工具。比如，通过对钱币和其他金属器物进行金属成分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其原产地、成分比例以及流通过程。又如，陶器的材料分析有助于追溯其产地，从而重构古代的贸易网络。这些科学方法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古希腊经济互动的认识，打破了许多过去的固有假设，也为新的研究方向打开了大门。

　　这一转变也意味着考古学早已不是孤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它汇聚了材料科学、化学、数字技术，甚至理论等领域，帮助我们建立对古代经济体系更为细腻和立体的理解。展望未来，针对古代经济研究我们应继续深入探讨分配与获取的机制，谁掌握了这些物资，它们在不同语境中被如何估值，这些经济现象又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这个研究领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科技的不断进步，正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古代经济体系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已经展现出相当程度的互联互通。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您认为这一现象能为我们理解当代的经济与文化提供哪些启示？

　　尚科夫斯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古罗马时期，地中海经济的高度一体化是相当清晰可见的。古罗马不仅是一个消费中心，也是一个强大的生产中心。比如，古罗马出产的陶器广泛流通于整个帝国，从不列颠到北非的考古遗址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在突尼斯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古罗马陶器。陶器广泛流通展现出一种相当高程度的经济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是可以比较的——尽管它的规模更小、速度更慢。

　　不过，古代全球化之所以具有意义，还在于它并不是单向的物资流动。罗马帝国不仅输出商品和制度，也吸收其他地区特有的产品与文化。正如那句古老的格言：“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希腊也征服了罗马。”希腊的思想、哲学、美学深刻塑造了古罗马人的生活。

　　将这种古代的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全球化相比较，能够启发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当下。古代的“全球化”更多体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非同质化。人们虽然处于相同的贸易与文化体系中，但各地依旧保有自身的特色与专长。这样的历史视角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当下的复杂问题。历史并不能为当今社会直接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理解复杂现实世界的能力。一旦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理解过去的演变逻辑，就会获得更多解释现实的工具，提升面对问题时的判断力和分析力。

　　我始终认为，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并不是确凿的答案，而是提出更好问题的能力——一种更具深度和灵活性的思考方式。它教我们不要陷入简单的非黑即白式判断，而应学会理解复杂性、欣赏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在塑造有思辨力、负责任的现代公民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非破坏性考古”前景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角度来看，考古学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

　　尚科夫斯基：2024年我们庆祝了提洛岛考古发掘150周年。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物和数据。我们现在的目标之一是获取更精确的年代数据，这类知识需要通过细致的发掘来获得。

　　如今，考古学远不止于发掘，它还包括对遗址和建筑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研究成果的系统发布。一旦开始对一个遗址进行研究，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一过程需要处理大量的铭文、陶器、石料和其他材料，这些都必须经过精心整理、分析并发布。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考古学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研究古代文明不再是发掘，“非破坏性考古”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现在专注于为考古学发展新方法的关键，关乎考古学的未来。如果你选择研究一个尚未发掘的遗址，它不应像19世纪那样去处理，而是必须采用21世纪的现代方法发掘遗址。这意味着我们要创造新的研究模式，使用新工具，重新思考整个考古研究过程。非破坏性的方法包括物理分析、激光扫描、地面勘测和材料分析，这些技术非常重要。比如，材料分析技术非常强大，它能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古代遗址的理解，甚至挑战长期以来的传统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雅典法国学院的负责人，您认为希腊哪些考古遗址在未来几年内能够有突破性的发现？

　　尚科夫斯基：水下考古学是一个充满潜力且令人兴奋的前沿领域。但我还想强调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虽然我们已经发掘了大量的资料，但其中许多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或发布。在19世纪，希腊经历了由多个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种情况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其中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并积累了丰富的文物。然而，很多发掘出的资料至今仍未得到深入分析，我们仍然能从这些现有的资料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时，最具突破性的发现并非来自更深的挖掘，而是通过更加细致、深入地重新审视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