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人类文明在战火中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不同制度、文化与发展水平的国家超越分歧、团结协作，构建起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伟大胜利，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主权平等与和平发展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开启了世界政治与文明发展的新纪元。80年后的今天，以反法西斯战争精神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推动世界多极化、加强制度平等与合作共治，已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选择。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合作经验

　　中华文明自古强调“和而不同”，主张差异不是对立的源头，而是共存共进的基础。纵观中国古代的国际交往史，“协和万邦”的理念贯穿于朝贡体系和区域秩序的治理实践。这种强调互尊、容异、协和共处的政治哲学，不仅滋养了中国古代的区域秩序构建，也在20世纪全球性危机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成为各国携手应对战争挑战的重要文明支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冲突。在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大战中，制度迥异、文化多元、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超越意识形态与利益界限，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东方战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政治力量团结抗敌，以持久战牵制日本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主要同盟国协同作战，联合亚非拉国家，共同构建起横跨文明、制度与地理的国际联盟。各国在正义目标的感召下开展战略协同，突破传统国家利益的藩篱，展现了人类社会在重大关头实现共同抗争的现实可能。

　　1945年，苏美两国军队在易北河的历史性会师，不仅是战争胜利的重要节点，更象征着制度不同的国家在战火废墟中铸就的团结精神。在远离主战场的美洲大陆，拉美国家也积极响应。1942年，墨西哥与轴心国断交，成为第一个对德宣战的拉美国家。这一系列行动，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广度与正义共识的普遍性。

　　历史昭示我们，制度差异、文化多样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要有基于共同的正义认知与合作意愿，就能构建起有效的国际协作机制。正是凭借这种超越分歧的团结精神，人类社会赢得了那场决定未来走向的胜利。这一跨制度、跨文明合作的宝贵经验，为战后国际秩序中多边主义和合作共治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边主义原则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刻反思战争根源，形成“和平不能仅靠权力制衡，必须依托制度共治”的共识。多边合作理念虽在19世纪以来已有探索，但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制度化与法律确立，则以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为标志。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集体安全与多边合作等基本原则，标志着现代多边主义秩序的正式确立。

　　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首次在全球范围内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确立“主权平等”原则，赋予这一理念实质性的制度支撑与国际实践基础。宪章确立“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基本原则，特别是大会“每国一票”的机制，使中小国家首次在制度层面获得实质性参与权。从制度设计到原则落实，多边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具体机制，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

　　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多边机构如关贸总协定、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等相继建立，分别在全球贸易、核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发展与制度融入提供了保障与支持，彰显了多边主义体系的制度供给能力。

　　然而，战后秩序的建构并非一帆风顺，冷战格局加剧了多边主义实践的复杂性。1951年，旧金山和会作为对日和约的重要谈判平台，却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苏联因抗议西方主导战后秩序而拒绝出席。这一局面导致旧金山和会及《旧金山和约》在合法性与代表性上备受质疑，未能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倡导的主权平等与国际正义。此外，该会议绕开联合国框架，由个别大国主导召开，也背离了多边协商与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

　　历史警示我们，制度上的偏差一旦固化，便会演变为结构性不公，危及全球治理的公平与稳定。中国始终秉持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与维护，强调正义原则不可被歪曲或侵蚀。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基于平等协商、制度对等、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是对历史精神的忠实传承，也是对当前单边主义和全球治理赤字的有力回应。

　　从“合众之义”走向“天下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度、文化、发展阶段各异的国家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凝聚起反法西斯的“合众之义”。这种政治团结成为全球协作的历史起点。今天，面对多边主义遭遇冲击、全球治理深度重构的现实，各国有必要将战时团结的精神转化为和平时期制度建设的共识，推动实现“天下共治”的制度愿景。

　　当前，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不仅反映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也体现出国家间权力结构与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不断提升制度参与能力，带动“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力量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展现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外交姿态，成为“和而不同”理念在国际实践中的重要体现。除新兴经济体外，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制度创新、议题引领和战略自主不断增强全球制度影响力，推动世界格局由单极向多极演进。

　　在制度供给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治理、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日益成为治理重点，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多样性中寻求共识与协同的趋势，也为多极化提供了持续的制度动能。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大国与传统力量加深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议题多元且规则多轨的发展方向稳步迈进。

　　“和而不同”不仅体现了东方政治智慧，也为多极化条件下全球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大国通过增强自主性与制度创新，传统强国通过改革机制与平衡责任，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调整，共建包容、务实、可持续的治理格局。

　　推动世界多极化，绝非削弱任何一国利益，而是要打破单边主义桎梏，建立更加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秩序。我们应以庄严的历史记忆激发和平信念，以坚定的制度建设回应时代挑战。风云变幻的时代呼唤携手共进，协力建设与治理，共享和平、安全与繁荣，这既是对历史的深切致敬，也是对全人类未来的郑重承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审核：李建军

　　网络编辑：胡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