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迅速壮大，构成了城市新型劳动力结构的重要支柱。根据2023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他们正以新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重塑城市劳动结构，也重构着城市治理的边界与劳动研究的内容。

　　日常世界中的劳动逻辑与实践智慧

　　当前有关新就业群体的研究，普遍侧重于制度结构、就业形式、收入状况等“硬指标”，过度依赖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和模型构建。这些研究在宏观层面固然重要，但往往忽视了劳动者的主观经验与生活逻辑，将“劳动”简化为“任务”，将劳动者还原为“平台节点”，未能充分呈现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实践。

　　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实践并不发生在抽象系统中，而是深嵌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与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同，平台劳动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他们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过着工作”，在工作中“构建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标准的工位，没有明确的职业边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节奏与行动秩序。

　　因此，要真正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需要走进他们的日常，回到生活本身。不能仅通过算法模型看到他们，更要进入街头巷尾、送餐途中、站点之间、微信群里，听他们说、看他们做、与他们同行。只有从生活中出发，才能理解他们的劳动为何如此展开，又为何必须如此展开。

　　日常生活是宏观结构具体化的过程，是权力、制度和文化的交汇场。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劳动与生活从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交织的。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一天从早上“上线”开始，到深夜“下线”结束。送单过程涉及路线规划、时间控制、客户沟通、平台反馈，甚至天气应对与设备调试。这些看似机械重复的操作，其实充满判断、协商与经验。在调度机制面前，骑手通过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形成“跑单地图”“错峰接单”“高评分策略”等劳动技巧。与之相似，快递员在繁忙时段会和配送相同区域的其他公司的快递工人“二次分工”：我送一个单元的时候把你的件也一并送了，你给一排大楼底商送件的时候顺便把我的件也送了。网约车司机则需要在平峰期找到能免费停车的地方，安排吃饭、休息，以便在高峰期更高效地接单。这些微观行动不是随机应变，而是对不确定劳动环境的策略化应对。

　　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我们看到劳动者的“生活智慧”：他们既是系统中的执行者，也是现实世界的参与者。他们在平台逻辑的缝隙中创造秩序，在流动与非正式中构建劳动稳定性。这种“实践理性”，是制度设计者难以在报表中捕捉的，却恰恰构成了劳动运行的真正基础。

　　但是，走进新就业群体的生活世界，我们还能发现新就业群体的“新”，不仅是岗位结构之新，更是“新世代农民工”身份逻辑之新。新就业群体大多为“新一代农民工”，虽然还被称为“农民工”，但不同于父辈依附土地、季节性进出城市的“离乡不离土”模式，他们多数已经“离乡又离土”，与土地、集体、农业关系断裂，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价值认同都更趋近城市市民。你会惊讶一个月挣不到5000元的快递小哥，会因为在游戏里为了组织“工会”、跟游戏里的其他人“打架”而一掷千金，仅仅一个游戏就充值数万元。你会诧异一个看似不善言辞、默默无声的外卖小哥，竟然通过微信群组织了一批快递小哥来抗议小区物业禁止他们电瓶车进出社区的规定。

　　他们是移动的、去组织化的、文化消费习惯更具“网感”的新世代。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身份具有高度流动性与模糊性。他们不愿叫自己“农民工”，而是称自己为“打工人”；他们的主要诉求也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而是“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有因住房、社保、教育、医疗限制而形成的制度隔离感。这种“身份漂移”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感，也带来了对归属与尊严的再定义诉求。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收入保障，也需要话语空间、社会参与渠道与文化认同机制。

　　城市社区新联结：流动中的嵌入与再建构

　　新就业群体还新在他们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在城市空间中，新就业群体同时重构了一种社区新关系，他们是城市社区中“熟悉的陌生人”。由于其职业特性，新就业群体对城市环境、社区动态和居民需求有着高度的感知力。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各个社区的地理布局，能够直观察觉人流密集区域、街道安全隐患以及公共设施的损坏情况。他们的行走路线往往比城市管理者更精准，对社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也更加了解。

　　此外，他们能够洞察到城市各类人群的需求。快递小哥会跟你说，北京老旧社区的快递基本上都是4层以上住户买的，因为这些房子楼龄老没电梯，房主年纪大，爬不动楼。就把这些房子租给年轻人，而这部分人是网购的主力军。外卖骑手会告诉你，那些大门经常虚掩但是屋里房门紧锁的公寓一般是合租或者群租房，给他们送外卖要更小心一点，因为他们经常在同一时段点外卖，很容易就拿错了。

　　新就业群体的广泛触达性和高度流动性，隐藏着社区治理的创新可能。一方面，新就业群体是最了解城市“毛细血管”的人。他们熟悉社区街巷的细微变化，敏感于城市管理中的隐性问题。将其纳入社区治理网格，如协助信息采集、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不仅能够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也有助于增强其参与感与归属感。部分城市如深圳、杭州已试点将快递员、骑手等纳入网格员体系，效果初显。另一方面，社区服务体系也需因应这一人群的特殊需求而作出调整。例如，在交通枢纽、商业区设立“新就业驿站”，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基本服务；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专属窗口，为新就业者办理社保、健康体检等业务；甚至在社区议事平台中保留“骑手代表”的席位，保障其声音被听见。

　　探寻从“新就业群体”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跃升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而这个“空白”，正是生活世界与制度响应之间的距离，是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缺失的新就业群体板块。因此，“新就业群体”的“新”，不仅是一种技术催生的就业形态，更是社会结构重构下劳动秩序与市民结构和身份的重塑。他们连接着平台与用户、市场与社区、劳动与生活，是城市新陈代谢的中枢节点。他们的处境与选择，映射出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短板，也提醒我们公共政策不能只服务于“单位人”或“登记人”，而要服务于“在城之人”“在劳动之人”“在生活之人”。

　　这是从“数字治理”走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历史契机。回应他们，就是回应城市的未来；理解他们，就是理解劳动的新形态；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逻辑。社会的真实，不在统计表上，而在骑手的路途中，在司机的车厢里，在快递员的肩膀上。新就业群体不是“平台算法的附庸”，也不是“城市边缘的沉默者”，而是以双脚丈量城市、以双手连接社会、以实践回应不确定性的新劳动者。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也才能让社会政策、城市治理与学术理论真正“接上地气、贴近人心”，为新时代劳动尊严与社会正义的构建提供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