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核心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孙亮教授《重审〈资本论〉语境中经济范畴批判的三重维度》一文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经济范畴的批判上。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应该注重考察经济范畴的“历史起源”问题；二是从认识论上破除经济范畴自然化，以及将其颠倒为社会主体的观念；三是主张通过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形式的重构。我感谢孙亮教授允许我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论。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我与他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的理解上是一致的，即将经济范畴视为颠倒的社会形式进行批判。我对他的批判性评论旨在共同为批判资本主义这一导致人类丧失尊严的体制作出贡献。

英国约克大学名誉教授沃纳·博纳菲尔德作者/供图

　　未来并非在人类

　　起源时已被注定

　　孙亮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对经济范畴的批判，这一点是在批判阿尔都塞、奈格里和赖希尔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经济范畴批判揭示了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主张“当工人阶级将经济范畴——资本主义表面现象——追溯到其深层的历史和物质生产矛盾时，他们就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机制”，从而“赋予工人阶级作为世界变革主体的力量”。孙亮正确地坚持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具有历史起源，强调经济范畴不过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产物。这一见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应持有的基本观点，显然他的思想未受到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斯密与李嘉图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鲜明地突出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质。然而，他将经济范畴视为“表面形式”，并认为它们掩盖了更为根本的历史条件，这一点我是持不同意见的。

　　从传统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常常被解读为一种替代的经济理论，旨在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为社会主义下劳动的合理组织提供基本蓝图。在这种解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学派将经济力量视为跨历史的连续生产方式。虽然这种解读使用了马克思的术语，但并未准确代表马克思的思想。究其根源，这一解读源自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范畴是自然的，因此具有跨历史的特征，并隐含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法则，推动历史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直到历史的终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他称之为商业社会）是历史生产方式过渡的最终阶段，其趋势建立在“交换和讨价还价的自然倾向”上，导致劳动生产力超越现有社会关系的局限，从而这些社会关系变得无法容纳既有的生产力，最终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替代，直至商业社会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最终阶段。斯密对经济范畴的自然属性及历史进步向“现代性”发展的固有动力的阐述，使资本主义显得具有似自然性，不可避免且无法抗拒。传统社会主义批评者则认为，斯密关于资本主义为历史终结的论断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虽然他们同意经济力量的跨历史特性，但与斯密相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显然，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共产主义是必然的。但未来并非在人类起源时就已被注定，它也不会像历史逻辑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它是否实现，取决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程度。奈格里是将阶级斗争理解为共产主义力量来源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将斯宾诺莎的（阶级）权力形而上学与阿尔都塞的经济自然形而上学以及历史发展客观法则结合起来，平衡了阿尔都塞对客观历史法则和资本主义结构主导地位的强调，以及自治主义的主体观念。他认为，主体始终参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成为历史变革的力量。

　　每一种经济形式

　　都是“颠倒”的形式

　　对阿尔都塞抽象历史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奈格里自治主义主体观的批判，孙亮的研究都是值得称赞的。阿尔都塞与奈格里均未能将经济范畴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社会关系的经济形式。在孙亮提到的三位学者中，赖希尔特最接近他对马克思批判革命性质的理解，因为赖希尔特同样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对经济范畴的批判。赖希尔特认为，马克思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形式上，最初是对意识形态形式（如宗教和法律）的批判，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形式。经济范畴本身呈现为自然形式，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揭示了这些范畴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倒转形式。它们的本质不是本体论的，而是社会的。由于这些范畴的自然表象掩盖了它们的社会起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关心经济范畴的意义，而是通过这些范畴来解读它们隐藏的社会起源。赖希尔特的工作致力于逻辑地呈现经济范畴作为倒转的社会形式。我同意孙亮的看法，赖希尔特未能探讨经济范畴的历史起源。赖希尔特的论述倾向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系统，他的贡献集中在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倒转世界中的内在逻辑上。他关注的是呈现其概念性，即这些概念需要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能做什么？然而，正如孙亮所指出的，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视为一个概念系统是错误的。显然，没有个体的社会实践，经济范畴就失去了意义。以货币为例，货币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商品所有者进行交换，除非劳动被剥削，成为货币增值的手段。价值法则规定了货币的必要性，以创造更多的货币。然而，无论是崩溃还是膨胀，货币对其增长并不关心。社会个体才关心货币，资本家关心通过盈利避免破产，而通过雇佣劳动获利并非目的，避免竞争侵蚀才是其目标；工人关心货币，因为它使他们能够获得生存资料。将经济范畴世界理解为颠倒的社会范畴意味着，尽管经济世界在经济物品的形式中被物化，并通过货币主体的计算显现出来，但它依然是一个人类的世界。它的社会冷酷是利润的冷酷，人被视为可剥削的资源，满足人类需求只是附带的事情。然而，物化不是社会作为独立经济事物的属性，而是物化的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化的极限在于物化的人。

　　资本主导的经济世界不仅具有历史起源，本质上它仍然是一个社会构成的世界。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呈现为经济物品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因此以倒转的形式存在于经济世界中，在社会主体中物化。因此，马克思将阶级分化的社会个体，即资本家和劳动者，均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对于马克思而言，每一个经济范畴，即便是最简单的商品，已经是倒转，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更为强烈的表现在于，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错乱的（verrückte）形式”，其中社会关系呈现为货币的流动，迫使个体成为经济力量，现金、利润和租金都是可调节人类的衍生物。资本作为经济物品什么也不做。它不会积累巨额财富，剥削、支配或伤害人类。相反，实际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积累财富，剥削、支配、伤害他人，并努力谋生，他们通过作为自己客观资本主义条件的人格化，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个体之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们“进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性，像自然的基本力量一样迫使他们如此去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们被价格机制所支配，即他们被自己双手创造的产品所支配。

　　两点商榷性意见

　　在孙亮精彩的分析之外，我有两点商榷性意见。一个是他关于表现形式的概念，另一个是他关于经济范畴历史起源的理解。

　　当然，首先要说的是，我对孙亮关于经济形式作为表现形式的描述，也可能是我没有准确理解，他自己说的是表现形式，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表面的形式。但是，无论是何种意思，这一术语都暗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一种是经济现实，包括租金、工资、利润等范畴。“表现”这一术语还表明存在着另一种现实，即经济关系的背后存在着更加根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在其历史上获得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的经济形式（即经济关系的表现）与社会的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实际存在和互动）并不是完全独立或分离的两种不同的现实。经济形式实际上只是社会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或外在形式。我认为，只有一种现实，那就是作为经济物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历史上特定社会关系的表现。换句话说，所谓的表面形式是基本社会关系的形式。社会关系以倒转的形式表现出来，似乎独立的经济范畴，如同自然的不可控制的力量，强加在行动主体之上。隐形之手既不是表面范畴，也不是虚构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错觉——一种经济的现实抽象，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倒转形式，以经济数量的不可控制运动表现出来，个体的生存依赖于这种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在阶级分化的个体背后显现出来，而这种显现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活动的结果，通过经济物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从“隐形之手”到“经济量的束缚”。

　　至于经济范畴无法抽象地理解历史语境的观点，这里的“语境”是什么意思呢？与孙亮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观点相对，我认为，原始积累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有从已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立场来看，它们在我们的回顾中才显现为过渡期。原始积累的意义不在于过渡阶段，而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和逻辑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雇佣劳动者的存在之上，他们是双重自由的——脱离了被生存资料控制的自由、作为法律主体出售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由。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建立在将直接生产者从他们的生产资料中剥夺出来的基础之上。原始积累作为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历史基础。不能脱离它们的历史前提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通过暴力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存资料，经济范畴被赋予了明确的社会内容，这种内容在作为交换关系的迷雾形式中呈现出来，伪装成法律上平等的交换：一方为了避免饥饿而交换劳动能力，另一方为了避免竞争侵蚀而获取劳动能力以获利。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带有它们历史起源的印记。社会作为物化对象的优先性意味着生活的动荡矛盾是它隐藏的秘密。因此，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语境对于理解经济范畴的社会构成并不具有首要重要性。只有一种现实，那就是历史上确定的生活形式的现实。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部分并没有单纯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而是关注其物化的客观性，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形式所具有的消极总体性，这需要被人们所理解。资本主义是特定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转化为它存在的前提，它起源时的立法暴力如今呈现为它概念中的保存暴力：它将财富视为自我增殖的价值，但更仔细地观察，它的等价交换关系的秘密在不等价值的交换中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概念。剩余价值的概念预设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即货币所有者与拥有双重自由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前提。等价交换掩盖了劳动的剥削。正因为工人获得了自由，他们才被“阻止逃跑”。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社会构成的秘密，正是围绕经济束缚的条件的阶级斗争。

　　理论不必传递给工人。理论只是为了通过作为可剥削的人类的生存经验来理解经济范畴的意义。

　　最后，历史和资本什么都没做。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创造历史，反抗压迫他们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生成的条件。社会和资本的经济性质既相同，又不同。资本是行动中的抽象，社会个体依赖于资本作为抽象过程所要求的条件。然而，资本本质上只是社会关系的某种形式的名称，其中包括作为既生产剩余价值又享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自由劳动者只有在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时才是值得尊敬的，除此之外是多余的——一个经济零点（Economic zero），因而是可丢弃的。个人的再生产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作为生产性消费来为利润服务，而这一过程依赖于他们被雇佣，并通过工资获取生存资料。自由劳动者的生命依赖于对他们劳动能力的利润化剥削。没有利润的资本家将抛弃劳动，试想多余的劳动者能卖什么来维持生计呢？阶级斗争就是通过获得原料来满足基本需求，使自由劳动者作为可随时被剥削的人力资源得以再生产。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总体来说，我与孙亮的观点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上是要去除经济范畴的自然化倾向，揭示这些经济范畴并非自然存在，而是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我在此论述中指出，经济范畴批判强调了它在自由劳动者阶级存在中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社会赋予劳动者所谓的“自由”，让他们忍受饥饿的折磨，被迫为另一阶级的利润出售劳动力。表面上，劳动者被看作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但这种形式掩盖了其剥削关系。若仅将经济范畴视为表面现象，剥削的强制力似乎会有所减弱。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名誉教授；译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