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在乡镇企业主导的县域工业化式微后，中国县域发展逐步转向以城市化项目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土地”，再到“经营城市化项目”，县域治理范式的迭代不仅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缩影，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唯有系统破解结构性矛盾，方能破解科层制痼疾、激活基层发展动能，实现县域治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县域治理的“权威悬浮”与“执行虚化”困境，本质是科层制下权力碎片化与治理任务复杂化的结构性矛盾。对此，可尝试建立“县委书记挂帅+专班推进”机制，整合发改、财政、住建等多部门资源，形成跨领域协同的“顶格推进”模式。将党的领导深度嵌入项目全流程，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限清单”三张表，实现“跨层级调度、跨部门协作、跨领域统筹”。在这一机制下，县级党委兼具“制度设计师”与“资源整合者”双重角色，既强化了党委的统筹权威，又通过“专班实体化运作”避免传统议事协调机构的“空转”问题。

　　近年来，“并联审批”“不见面审批”等改革在县域层面加速落地，提高了政务服务全程网办率。此类实践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需从“管理思维”转向“服务思维”，通过数字化工具简化流程、提升透明度，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这种高位统合与技术保障双重维度耦合的势能建构，为治理动能的传导和执行效能的提高提供了顶层能量和系统性框架。

　　县域治理的动能转换，需破解资源约束与条块分割的双重瓶颈。协同机制连接层通过治理结构的适应性重构，实现了政治势能向治理动能的质性转换。一方面，矩阵化组织重构成为突破口。以项目实施为核心，县领导包联重点工程项目制度下形成“主责部门+属地协同”的权责体系，突破传统线性管理模式；就具体项目需求情况设立新型议事协调机构——由县领导牵头、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具有履行执行职能和承担个体责任的双重特性，形成矩阵式的协同治理结构。这种“问题导向型临时组织+职能化常态部门”的复合结构，既保持了治理灵活性，又避免了传统线性管理的低效。另一方面，资金筹措模式创新提供资源保障。传统依赖财政投入的单一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地探索“专项债+预算内资金+国债+招商引资”的多元融资路径，形成经济资源定向配置机制。各主体在资金筹措过程中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共同为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例如，专项债发行借助政府的信用背书，吸引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招商引资则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吸引企业投资和社会资本。这种模式不仅缓解了基层财政压力，更通过资源定向配置，推动民生与生态领域短板加速补齐。

　　项目执行层的效能释放，依赖于闭环管理与激励创新的双重机制，构建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范式。作为治理链条的终端环节，其核心功能在于将制度动能转化为可量化的治理绩效。可量化的闭环管理环节能够确保项目从规划到执行再到评估的全过程得到有效控制和优化，包含科学立项、周期性会商、现场处置、信息沟通和督导检查等基本工作内容的闭环管理成为各地实践的共性选择。例如，通过年初定标与年终考核明确考核目标、起点与终点，明确各重点项目的具体任务目标并将其分解为进度节点与量化指标；通过信息化平台与现场巡查等方式对重点项目进行定期进度跟踪，掌握工程进度、资金使用、设备投入、存在问题等情况；通过定期召开项目碰头会议，协调调度各部门资源；对于项目推进情况定期向公众公开，加强社会监督，提高项目建设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激励机制的创新同样关键。一是“面子激励”，通过诸如“红黑榜”和“加油榜”展示进行公开评比，形成剧场政治效应，使荣辱感转化为执行动力。二是“里子激励”，将项目绩效与预算分配、职务晋升与免除直接关联。此类实践表明，治理效能的提升需兼顾“符号驱动”与“实质驱动”，形成“有为者有位”“有为者有面子”“有为者有资源”的正向循环。

　　县域治理现代化不仅需确保政策目标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而且要为地方创新预留空间。其一，治理逻辑的重构。政治势能的制度化传导是核心，应将党的领导嵌入具体项目，有效破解科层制下“权威悬浮”问题。对比西方“政治中立”导致的政策执行迟滞，我国通过党委统筹、政府落实的协同机制，形成“目标导向—资源整合—责任压实”三位一体的治理闭环。其二，政策工具的迭代。项目制需从单一的资源分配技术升级为集成化的系统治理工具，通过整合分散的治理场景与住建、交通、环保、民生等领域数据资源，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治理平台，实现跨部门政策协同；推动“碎片化治理”向“集成化方案”转型，有效弥合部门壁垒与政策缝隙。其三，制度优势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可通过“能量转化”具象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构建“党的领导（势能源）—协同机制（转换器）—项目执行（效能端）”的传导链路。这一传导过程既强调制度刚性对治理目标的保障，又注重机制柔性对复杂现实的适配，形成“刚柔并济”的治理范式。

　　当前，县域治理正经历从“压力传导”到“能量层级转化”的深刻变革。政治统合、协同机制与项目执行层的三级传导，不仅破解了科层制“权威悬浮”难题，更通过数字化赋能、制度创新与市场化运作，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未来，需进一步优化传导链路中的节点衔接，强化制度供给与技术支撑的协同效应，推动治理效能从局部突破转向全域提升。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县域治理有望进一步迈向精准化、智慧化：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闭环，治理主体能够实现风险预判与动态调适；通过平台化整合与生态化协作，治理资源得以高效配置与共享；通过制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治理文化逐步转向开放性与协同性。这一治理范式的跃迁为破解科层制痼疾提供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与基层活力，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从量变到质变的系统性跨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