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战火中诞生的学科，军事社会学曾针对士兵士气、新兵适应、军官领导效能等问题开展了科学研究，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学科发展也陷入低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军事社会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新形势下，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社会学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军事社会学的首要使命与重要任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军事社会学”这一术语。但这一学科的真正发展源自二战期间的军方需要。1941年，美国成立了旨在调查军队中意见和态度的军队信息与教育研究所，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这项工作规模宏大，被描绘成“社会学界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计划”。大部分研究成果于1949年由斯托弗（Samuel Andrew Stouffer）及其助手们收集在题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四卷本著作中，其中第一、二卷《美国士兵》，影响了许多社会学家，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等耳熟能详的理论。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科茨（Charles Hunter Coates）等学者撰写的《军事社会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军事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正式创立。

　　冷战时期，军事社会学加速发展，社会学家不仅拿到了政府的大量研究经费，在一些时候甚至直接决定了政治和军事政策的具体内容。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终结与美苏对抗格局的瓦解，国际政治环境步入相对和平的“战后”阶段。在这一历史转折点，战争在理论上似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军事议题也一度被视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残余”，逐步淡出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叙事。

　　与此同时，社会学内部亦掀起了一股“去军事化”浪潮。彼时的主流社会学理论普遍倾向于拥抱“和平假设”与“后国家理论”的叙事框架，强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与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趋势致使军事议题逐渐被归入战略研究、国际关系乃至军事科学的专属学科范畴，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关切渐行渐远。作为连接战争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分析路径，军事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日益被边缘化，军事社会学甚至一度被视为“过时”的学科分支。

　　我国的军事社会学始于1984年。彼时南京政治学院教授许祥文在《解放军报》发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社会学》一文，揭开了我国军事社会学研究的序幕。然而，该学科创立不久就遭遇了苏联解体，在世界“去军事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军事社会学的发展也总体上陷入沉寂。

　　当前，世界局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危机加重，对世界安全构成挑战。2022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国际防务展上宣称法国进入“战时经济”。2025年5月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正在考虑恢复义务兵役制。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在2024年增加了军费开支，全球军费连续第10年增长，累计涨幅高达37%。

　　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与军事组织形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空间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下，传统作战方式正向一系列“新型战争形态”转变，包括信息战、网络战、太空战等。另一方面，如何在政治、军事与社会之间进行广泛的协调，强化军队在社区治理、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凝聚方面的作用，重塑军队在社会中的公共形象与互动边界，以及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性别与军队战斗力、组织效能以及军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均构成了军事社会学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

　　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时代呼唤着中国军事社会学的新作为。

　　新时期的中国军事社会学需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社会学知识体系，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繁荣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学术力量。

　　一是拓展研究边界，迈向广义的军事社会学。传统军事社会学研究领域与视野相对狭小，可以说是一种“对军事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军事科学手册》将其定义为“军事组织社会学”。这是一种狭义的军事社会学。而广义的军事社会学应该参考韦伯、吉登斯、迈克尔·曼等人的学术路径，将军事作为社会诸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军事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之间的关系，将军事问题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构建研究军事问题的整体视野。

　　二是扎根中国大地，迈向本土的军事社会学。对于军事斗争，长久以来我国的军事思想不仅探寻其战略战术，而且尤为重视军内、军政、军民关系，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毛泽东指出的战争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均充分强调了军事问题的社会性质，这为本土军事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我国在军事体制、军事文化、军民关系等方面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研究军事问题嵌入我国总体支配与技术治理的国家统治结构、家—国一体的伦理体系、预算软约束的公共财政体系等所体现出的独特问题，提出本土化的解释概念与理论，是军事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三是前瞻科技社会发展，迈向未来的军事社会学。军事领域的变革从未像今天这般迅猛而深刻，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正重塑着战争形态、军事组织与军人角色。面向未来的中国军事社会学，必须敏锐洞察并系统研究技术革命引发的深刻社会变迁及其对军事领域带来的全方位挑战与机遇。面向人机协同作战中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认知域作战的社会动员机制与心理影响、无人作战系统对军人身份认同与职业伦理的冲击、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下权力结构的重塑等问题开展研究，预判风险，引领变革，为在复杂多变的未来安全环境中塑造世界一流军队、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军事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及其本土化构建研究”（22ASH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军事社会学专委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