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专门部署，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郡县治，天下安。当前，我国县域基层治理面临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扎实推进县域现代化的关键抓手。

　　县域现代化

　　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县域产业结构日益多元，也导致了社区形态日益多样，意味着县域社会治理需要处理复杂多元的治理任务，需要针对不同社区、不同群体探索不同的治理模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县域社会领域可能会面临众多风险矛盾。这对社会治理体系应对和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提高识别和评估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基层社会的韧性。在治理任务日益多元化的同时，治理也面临更高的质量要求。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层治理体系也需要加快向服务型组织转型，为群众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因此，我们看到在县域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任务面临着“量”的激增和“质”的转变。“量”的激增，意味着需要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质”的突变，意味着基层治理体系需要转变职能，尤其是提升服务职能，推动居民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下沉，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全新要求。基层治理任务的质量齐增，也不可避免地加重基层治理体系的治理负担，这也是导致“小马拉大车”的重要原因。

　　基层治理需要承担更加多元复杂的治理任务，但与此同时，基层治理体系却由于“条块分割”的组织障碍，难以高效协调资源予以应对。现行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使得治理的职能分散在不同层级和不同管理部门，基层干部统筹协调能力不足，在调动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汇聚多方资源力量、形成工作合力方面还有待加强。条线任务派发缺乏统筹，对村社区指导不足，导致基层治理负担加重、工作效率低下。

　　群众参与是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经常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群众参与度低导致了基层治理成本高，各项服务难以有效对接群众的真实需求，很难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最终也影响了治理效能。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服务能力不足、形式单一，难以成为“常态化”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同时，基层治理体系也缺乏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机制，缺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抓手。

　　党建引领推动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如北京大学调研团队在江阴市所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回应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需求。江阴的实践也给予我们重要启发，那就是通过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对照县域现代化带来的综合治理任务，以高质量的基层治理推动县域现代化。

　　第一，以党建引领全面提升县域治理体系的统筹效能。江阴市通过政治动员与组织创新形成治理合力，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发。一是加强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统筹，在“大治理”“大社会”基础上，以“大改革”统筹协调社会治理涉及的众多条线、多个层级、复杂环节，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二是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发挥党组织在统筹协调、机制创新方面的作用，推动治理体系上下贯通。三是厘清县级治理体系中不同主体的权责关系，赋予村社组织作为自治组织的行动空间，纠正各条线、各部门以“属地责任”为由将各项工作下压导致基层组织不堪重负的问题，使村社组织从各项考核、迎检等工作中解放出来，开展扎实的群众工作。

　　第二，以党建引领提升治理体系的精准服务能力。我国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的多重效果叠加，这也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需求快速变化，需要提升治理体系的精准服务能力。一是加大基层党组织回应需求的组织体系建设，织牢直达民心的民情网，优化回应需求的体制机制，加强基层网格化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回应需求的专业效能。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回应需求的科技支撑水平，加大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应用力度，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建立县域共同富裕数字化平台，依托各种形式的“智能大脑”，将平台拥有的数据资源视为重要的决策依据，改善回应基层社会需求的效果。通过“智能+”政府建设，简化群众办事流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第三，以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提升治理体系的动员能力。“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群众只有积极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中，切身感受到通过自己奋斗改善了生活品质，才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围绕加强动员能力，基层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江阴的党员联户“1+10+N”制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积极探索。一是纠正目前过于注重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而相对忽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思路。二是改善推进基层工作的方法，纠正目前“一考到底”的简单做法，赋予基层治理体系更大的自由探索空间。三是正确处理县级政府内部的条块关系，切实为基层治理体系减负。四是探索发动群众的机制，形成多元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制。比如以老娘舅服务队、新居民服务队、文艺组织、纠纷调解室等自治组织为依托，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途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