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完成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至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达65家。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人们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公共文化空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剑葳接受本网专访，系统解读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先进理念和实践成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剑葳 受访者供图
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模式，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始于何时？它体现了哪些先进理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相比，这种模式的特色与优势体现在何处？
张剑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我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于2010年，以秦始皇陵等12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为标志。该公园整合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周边56平方公里遗址区，通过“绿化标识+地下遗址可视化”技术，在核心保护区以浅根系植物标识城墙轮廓，用铺装差异展示地下陪葬坑范围，实现了最小干预的动态保护理念。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中，理念创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整体性保护，突破了单体文物的保护思维，在更大范围和区域上实现遗址及其所依托的周围环境的全面保护。例如，西安市提出的“四个结合”理念——将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城乡建设、生态修复协同推进，就在城市层面实现了统筹发展。其次是活态传承，从封闭保护转向“考古—展示—教育”三位一体，很多考古遗址公园都将考古发掘现场结合展示利用，成为公众考古参与的重要场所和研学课堂。最后是科技赋能，全国已公布的6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已有24家建成智慧博物馆，26家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新媒体、新技术与遗址的沉浸式体验与展示阐释的深度融合。
对比国际考古遗址，我国土木遗址居多，地表留存少，地面可见度低，例如汉代未央宫；而西方石构遗址则相对易存留，抗破坏性较强，例如罗马帝国遗迹。因此针对我国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呈现自身独特特征，诸如大明宫微缩模型的覆罩标识展示法、秦始皇陵植被分层标识的生态标识系统、圆明园的虚拟复原展示，这都是针对自身遗址特征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展示手法。
我国的国家遗址公园模式也与“大遗址”制度有紧密的联系，是其具体的利用方式。大遗址是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概念，体现了国家在考古、保护、管理上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考虑，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串起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不仅如此，我还曾撰文提出，“大遗址”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类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在人地关系、心智性本质上具备思辨意义，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原创性贡献。
活化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类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体验场所相比，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历史文化普及教育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在此方面有哪些成功的典型案例？
张剑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因其自身所兼具的特有功能和意义，因此在公众吸引力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在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遗址及考古现场，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实景展示、凌家滩遗址在保护棚内开放的发掘现场，都实现了“历史现场感”的体验；另外，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教育的普惠推广具有重要作用，浙江安吉古城开发100余项标准化研学课程，涵盖考古探方实操、文物修复体验，使博物馆成为“大众课堂”。
一些保护与利用典范案例，比如，河南隋唐洛阳城通过遗址激活城市更新，沿7公里中轴线系统性复原宫城轮廓，将永泰门、玄武门等遗址点串联为“历史走廊”，带动周边930亩区域的升级，形成“盛世隋唐”文旅品牌，体现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及公众教育与社区协同的实践意义；浙江安吉古城全国首创“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模式，由安吉古城遗址保护中心统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研学设施，反哺考古研究经费。
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未来持续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良性发展，需要哪些力量参与协作？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张剑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良性发展首先需要多学科协作体系，包括考古学、建筑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信息科学、景观园林等等；其次需要多群体参与，包括政府、考古学者、规划设计师、在地社区居民、社会力量等，要发动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
2021年3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应予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地建设临时性文物保护设施、工地安全设施、后勤设施的，可按临时用地规范管理”。未来，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机制，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另外，统筹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资金，探索“提级管理、市县共建”模式；建立土木遗址保护国家标准，明确回填保护、植被标识等技术规范；推广虚拟复原展示技术，解决土遗址观赏性不足问题，都将是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解码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其生命力在于科学研究、保护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生活质量的统一。未来需在加强阐释、法治保障、技术融合、社区共享等维度深化探索，使大遗址从“历史的沉默见证者”转化为“文明的鲜活讲述者”。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刘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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