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1126—1193），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以爱国诗和田园诗流芳于世。《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乃其田园诗的突出代表，这些诗在结构、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较魏、晋、唐时期的田园诗有所创新，更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钱锺书《宋诗选注》）。然而，相较于陶渊明、王维等田园诗人，范成大的诗歌在西方长期默默无闻。这种窘况直到1946年才被打破，英国著名诗人布莱特（1894—1958）开启了范成大的域外首秀。

　　因缘际会：

　　布莱特对范成大的形象重构

　　布莱特接触到范成大的诗作得益于一位中国挚友——崔骥。一日，崔骥拿着范成大的诗集介绍给布莱特，后者旋即被其深深吸引，下定决心要分享给更多的英语读者。在布莱特看来，范成大早年的生活和多数中国传统文人一样，积极入世，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但是，这些爱国诗，在二战后的西方，并无市场。两次世界大战带给西方人的精神创伤持久而深远；科学技术的进步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让人生畏。布莱特等人对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不满，故而将目光转向东方，希冀从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范成大式寄情山水、享受恬淡的生活，正是布莱特等人追求的现代生活方式，也是当时西方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这在无形中重构了范成大的海外形象。

　　崔骥将范成大的诗歌译成白话，布莱特将其修改、润色，形成英语诗歌。英汉双语并置，其中的中文诗由崔骥用行书写就，为译本增添了独特的中国韵味。此外，崔骥为译诗撰写了21个注释，主要用于解释中国文化，以便让读者深入了解原诗的背景。注释没有置于每首译诗的当页之下，而是统一安排在60首译诗之后。文末聚集式的置放起到了辅助作用，弥补了译文中的文化损耗。

　　达意传情：

　　布莱特翻译的诗学创构

　　中国古诗的独特节奏、韵律是译者绕不开的环节。布莱特深谙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节奏的差异，所以选择直译，竭力保留原诗节奏。他用两行对译一行，且通过换行的形式创造性地再现原诗每行4—3的节奏模式。每首绝句均被译成八行，每行长度相当，形成一种对等关系。布莱特还特意将中国古诗中独特的声音节奏译出来。60首诗的押韵方式为AABA或ABCB，复制式的再现基本不可能，但布莱特却勉力为之，选择使用半韵或者全韵，如east与feast，stare与appear，hooves与moves，way与stray，每两行韵脚相同，基本实现了韵脚再现。

　　叠词的使用，亦能产生一种独特的音律美。范成大的四时诗中有13处使用叠词，词性不等，主要以形容词、副词为主；然而，英语诗中叠词的使用之处甚少。面对这种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表达模式，布莱特充分发挥主体性，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努力以叠词形式对译，保留诗歌的原汁原味。例如，“蝴蝶双双入菜花”被译为“Butterflies, sauntering lazily here and there,/Enter the vegetable flowers pair by pair”。“pair by pair”对应原诗中的“双双”，叠词的形式和背后的意蕴都得以应和，且大多添加“here and there”，强化了叠词所带来的声音效果。形似神似，且词性、音步和节奏也能保持对仗一致。

　　绘画思维：

　　布莱特翻译的“个像”重构

　　诗、画都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前者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后者则有赖于线条和色彩。面对“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这样一幅春意盎然之景，布莱特在“春雨”前添加了silver一词，实乃视觉刺激的结果。同一景物，因为空间距离的差异，产生的视觉效果亦不尽相同；在绘画中，不同的色彩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的空间距离。“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被译为“In the high fields the green of the wheat runs/ To join the mountain curve, green and bronze./ The river meadows, not yet under plow,/ A darker, more luxuriant, greenness show”。他没有将“山青”直译为green mountain，而是无中生有了bronze，体现山的另外一种颜色，即没有被植被覆盖之象。原诗第一句是远景，布莱特通过增添curve一词，再现山的绵延之感；第二句是近景，布莱特通过luxuriant一词，将农耕季节田地散发的波光粼粼之感刻画得栩栩如生。

　　除了“设色”之法，布莱特还充分发挥译者的权利，采用“构象”之法，创造性地将中国田园风景移植到异域空间，将诸多“个像”重构为一幅宏大的乡村生活场景。“紫青莼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薤长。自撷溪毛充晚供，短篷风雨宿横塘”，富含多个意象，而莼菜、荷花、芹芽、小船、水塘、风雨，动静结合，组成了一幅江南晚春的秀丽画面。布莱特领会到中国诗歌中独特的意象美，通过选取重点物象绘于译诗中：“Close-folding lettuce, lotus-scented, green/ With the satin bloom of faggots’ lichen-stain,/ Spring onions white as snow and smooth as jade,/ And celery trimm’d with many a sprouting bud”，译诗前五句均是一个个意象的相继呈现，而附着这些意象的比喻修辞（as snow，as jade）、颜色涂抹（green，white），则达到了随物赋形的艺术效果。布莱特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创构，有意添加了诸多画面感很强的语句，强化了原诗的美感。

　　参考仿拟：

　　布莱特译诗的长久流播

　　布莱特的译作出版后，广受欢迎。美国著名汉学家西里尔·白芝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65）将布莱特的译诗收入其中。白芝的选集不仅是英语世界最早的综合性中国文学作品选，作为美国诸多大学的教材，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认可，列入“中国文学译丛系列”，曾多次重印，权威地位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学部分，白芝将范成大作为唯一的诗人代表选入，源于其“成功地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用英语再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看重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1975年《译丛》（Renditions）春季号重刊了布莱特译诗8首；1980年推出的“译丛丛书”（Renditions Books），布莱特译诗亦占据一席。译本中的汉语诗改由香港著名书法家赖恬昌书写，同时插入了五幅风景图，放在五个时节诗歌前。这些插图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馆藏清代画家黎简作品中精挑细选的，中国风、古典味更浓。因此，出版不久之后，美国华盛顿大学翻印再版，在伦敦和西雅图同时发行。201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译本，可见译本的持久魅力，也彻底将范成大推向了新世纪。

　　1997年，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范成大四时诗的复译本Four Seasons of Field and Garden: Sixty Impromptu Poems。译本出自贝克之手，他曾在苏州一高校担任外教工作，接触四时诗后，深受吸引，将其译出。从译诗的字词来看，贝克多处直接采用了布莱特的译法，特别是涉及自然界中的虫鱼鸟兽等。布莱特将“蜩螗千万沸斜阳，蛙黾无边聒夜长”中的蜩螗、蛙黾分别翻译为cicadas、frog，四种生物只保留了两种，而贝克同样用这两个词来对译。贝克用八行对译原诗四行，和布莱特如出一辙。从译作的副文本来看，两部译作亦高度相仿。

　　布莱特的独特文化身份直接影响了其翻译活动，且最大程度地发挥翻译的“中介”功能，“催生异彩”。立体式地剖析和还原布莱特的文化意识和交流活动与其翻译的关系，厘清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段往事，既能丰富译者研究的维度，也能凸显中国文学外译的独特面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