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是判断医患关系的重要社会心态指标。社会心理学对医患信任的研究，通常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信任类型加以考察。然而，很多研究仍停留在人际医患信任层面，即将医患信任定义为医生与患者的个体间信任。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并不能涵盖医患信任及医患关系的多重层面。事实上，医患信任具有特定主体与结构形态，厘清这一点，需要从明确医患关系的行动主体入手。

　　医患信任的多主体性和双重面向

　　一般而言，医患关系是指医方与患方因治疗活动而建立的人际或群际关系。从当前中国社会医患关系的实际牵涉面来看，“医”与“患”已难以简单限定于线下或线上“就诊—施治”中的医生与患者，而更适宜以广义的医方与患方加以界定。医方不仅包括常见的医生与护士，还涵盖药师、检验师等医技人员及医疗机构中的其他工作人员。患方除就诊患者外，还应包括患者家属或监护人。在特定情境（如网络空间）下，患方的范围可进一步扩展至广义公众，即虽无近期实际就诊经历，但自认为存在疾病或健康隐患的人群，具有“心理群体”的属性。这一属性与医方所体现的职业群体属性存在本质差异。

　　鉴于医患关系涉及复杂的行动主体，医患信任在广义上应涵盖各类医方与患方之间的人际或群际信任，而非仅限于医生与其接诊患者之间的人际信任。在狭义层面，医患信任仅限于主治医生与接诊患者之间的人际信任。然而，现实中提到医患信任，往往仅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即使将信任扩展至患方信任，即患者及其代理人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医务人员的信任，也只是医患信任的一个维度，而忽视了另一个层面——医方信任。医方信任指的是医方对患方的信任，狭义上特指医生对其所收治患者的信任。

　　只有充分认识到医患信任具有“患方信任+医方信任”的双重主体结构这一事实，才能更为完整地描绘医患信任的整体面貌，而不至于将信任这种双向对称性质的社会心理现象退化为单维度的患方信任。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前许多研究过于侧重患方视角，主要关注患方的诉求及其实现。由于医患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称，患者的需求和处境常常处于被压制或被管控的状态，而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并非医务工作者，因此更容易从患方立场思考问题，这种视角往往带有“天然的正义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医方视角下的信任研究。不同层面的医方信任作为医方对患方行为可信度的一种心理评估，对医患沟通和治疗结果的质量，以及对医方的就医安全感和职业认同感都有明显的预测作用。加强对医方信任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更有效地提出防止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提升其职业自豪感的对策，形成建设良性医患关系的合力。

　　医患信任的双重面向，也决定了医患信任的测量工具需要适当分化，以适配不同的语境。国外研究中的患方信任量表通常都是基于人际水平的量表，且其测量对象往往是患者的家庭保健医生，其典型代表为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ake Forest Physician Trust Scale）。由于家庭医生与患者之间具有长时间的人际互动，这种信任可视为一种稳定的人际信任。但在中国情境下，患方信任的主要赋予对象则是自由就诊时遇到的主治医生，医患之间其实是完全陌生的关系，其信任状态实际上是过去多次就诊印象的综合体，但易受近因效应即最近就医体验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而医方信任的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均较少涉及，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与验证。

　　医患信任问题的社会心理研究前瞻

　　从家庭本位理解中国人医患信任的驱动因素。中国社会中的医患关系，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学中基于医生角色与病人角色的角色间关系模式，因为其理论框架本质上植根于西方个体主义思想体系。而在中国社会，无论古代还是当下，治疗活动更多呈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体行为。无论患者是否成年，抑或是否丧失自主意识及医疗决策能力，其在治疗过程中的决策权通常并不完全独立。整个求医问药的过程，包括医疗费用的承担与疾病所引发的各类风险应对，通常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共同进行的。在现实政策执行层面，政府在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政策目标上的关注重点，同样落在家庭而非个人层面。这种情况通常被概括为“医疗家庭主义”，它决定了中国的医患关系不能仅停留于个体的人际层面，而需考虑人际互动所嵌入的家庭语境和社会情境。

　　探索作为网络信任议题的医患信任研究范式。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医患关系还可以只是涉及特定社会议题而结成的“网络群际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基于实际的治疗行为产生，而是因网络空间中的议题结成的一种网络群体关系，典型案例包括“某医院医疗事故”“某医生态度不佳”或“某医院伤医事件”等引发的网络医患互动与争论。此时，医方仍以其客观资质为基础，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存在，而患方则构成典型的“意见群体”。后一群体缺乏组织基础与线下互动，仅因事件而暂时形成，主要功能为表达意见和宣泄情绪，缺乏集体性沟通或组织层面的需求。这种医患关系不同于传统的人际关系，而应视为群际关系存在。人际关系依赖于特定空间中的个体互动，而群际关系则超越个体，作为社会问题的集体表征。这也意味着社会心理学在研究医患关系时，应从人际层次上升至群际层面，并提供相应的理论视角和测量工具，从而建立适用于网络社会、智能社会的医患信任新范式。

　　开发适宜中国医疗实践和社会文化的医患信任测量工具。我们课题组此前已做出一些有益尝试，分别为患方信任和医方信任编制了量表。其中患方信任又区分了预设性患方信任和现实性患方信任，前者旨在从群际层面测量对医生群体的一般信任水平，重点测量患方对医生群体的初始信任度；后者旨在从人际层面测量对具体医生的特殊信任水平，衡量患方在最近的就医过程中对具体的接诊或主治医生的真实信任度。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层面的医患信任测量要求。当然，面临在线医疗和网络社会的深度扩张趋势，这些量表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从而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医患信任议题提供更为有效的研究工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21ASH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