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自1999年回归祖国以来，始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基石，其“一国两制”实践不仅体现于政治制度设计，更植根于独特的社会土壤与文化基因。

　　爱国爱澳的集体共识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环境根植于爱国爱澳的集体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积淀、制度设计与社会动员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社团网络、民生保障与教育体系三维联动，澳门构建了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凝聚力，成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

　　社团网络的治理功能：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化路径。澳门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华洋共处分治”传统催生了澳门居民社会自我管理的基础，并进一步发展成社团文化。澳门回归后，这一传统转化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优势。爱国爱澳社团通过覆盖全澳的社区服务网络，例如长者关怀、就业援助等，将国家安全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守护家园”的具体行动。澳门基金会等公共机构的资助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社团的教育功能。通过各类型的资助计划和考察活动、实地参访与多媒体互动，使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国家安全与个人命运的关系。这种“柔性治理”模式既延续了澳门“重协商、轻对抗”的文化性格，也实现了国家意志的在地化传递与渗透。

　　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的互构逻辑。澳门特区政府的福利政策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杠杆。自澳门回归以来，免费医疗、15年免费教育以及现金分享计划等普惠性政策，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获得感。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平台实现了产业多元化战略，缓解了博彩业单一化的结构性风险。

　　教育体系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启蒙到内化的全周期设计。《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爱国主义是澳门特区教育的总目标之一。澳门的国家认同教育贯穿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阶段，形成“课程—活动—实践”三位一体的体系。法务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国是茶聊”宪法与基本法专题小型讨论活动，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更深入地认识宪法和基本法，正确理解其法律特征和重要性。澳门学界升旗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的指导下开展常态化训练，结合军事夏令营等活动，将国家象征的仪式感转化为情感认同。

　　历史认同与价值传承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文化根基深植于“中西交汇而不失中华主体性”的历史经验。这种独特的文化韧性，既体现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坚守，也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借鉴。通过历史符号的再生产、学术研究的价值引导以及法治传统的现代转化，澳门构建了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国家认同框架。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连续性。澳门虽曾长期处于葡萄牙的行政管理下，但华人社群仍可通过民间信仰、宗族组织与节庆仪式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澳门华人社会精英早在19世纪就通过镜湖医院、同善堂等组织，以慈善为纽带强化社群凝聚力，以实际行动确立本土社会以中华文化作为抵御殖民统治的精神堡垒。

　　学术研究对国家认同的学理支撑。澳门学界通过“澳门学”的学科建构，系统梳理了本土文化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20世纪90年代澳门基金会启动“澳门丛书”等出版工程，《澳门史新编》《澳门编年史》《澳门百科全书》等著作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定位澳门：既非“欧洲文明东渐前哨”，亦非“中华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多元文明对话平台”。这种学术话语的转向，消解了殖民史学“澳门例外论”的潜在风险，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历史哲学层面的学术支撑。

　　法治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葡萄牙殖民统治引入的大陆法系传统，如成文法优先、司法独立原则等，客观上培养了澳门社会对程序正义的尊重。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并未全盘否定这一传统，而是通过基本法立法中的“罪刑法定”“比例原则”等条款，实现了与现代国家安全观的衔接。

　　澳门回归实践表明，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奠基和发展，本质上是其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在制度层面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基于本土历史经验与集体价值的适应性重构。通过“社团治理—文化认同”的双重互动，澳门实现了国家安全从“政治命题”到“社会共识”的升华，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可行性的范本。

　　（作者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