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价值追问始终贯穿其中：城市究竟为谁而建，又应如何建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不仅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解答，更是对传统以效率为主导的城市治理范式的革命性重构。这一理念的深刻性与生命力在于，通过对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再定义，将“人民性”这一核心价值深植于城市发展的肌理与血脉之中，实现了治理理念与空间形态的协同变革。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难以完全规避“空间沦为资本积累与增殖的被动载体”的影响。而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从“抽象空间”向“差异空间”的战略性转变。在此范式中，空间不再是均质化、可置换的商品，而是承载人民多元化、差异化生活需求与价值追求的有机载体，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与美好生活。

　　人民城市理念通过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将空间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属性重新置于首位，旨在消解空间异化，重建人与空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应该说，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核心设计原则，试图打破传统产业园区或新城建设中常见的“钟摆式通勤”和“睡城”现象（即“白天热闹、夜晚空城”）。通过科学规划居住、就业、服务设施的布局密度与可达性，致力于创造一种空间形态，使得工作、生活、休闲有机融合，空间服务于人的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日常生活，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场所。这一实践探索也体现了人民城市理念对空间正义的实质性追求：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空间权利的普遍保障、空间品质的全面提升。

　　人民城市理念最具范式突破意义的创新，在于将治理的焦点从宏大的、可见的“城市景观”（如GDP、地标建筑、基础设施规模）转向微观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15分钟生活圈”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诠释。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积极探索中，通过科学规划，将菜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公园绿地、基础教育设施、便民商业网点等基本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设施，配置在居民步行可达（通常15分钟内）的范围内，直接提升了生活便利性与品质感，减少了不必要的通勤消耗；重构了人与城市空间的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结，增强了社区归属感；打破了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机械分区（如纯居住区、纯工业区）的桎梏，城市空间由此重新成为承载丰富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的剧场”而非“表演的舞台”。

　　在席卷全球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人民城市理念面临关键考验：如何驾驭技术之力赋能治理，同时避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人民性）之上，导致治理目标的异化。杭州等地“城市大脑”的发展轨迹提供了经验。初期主要聚焦于提升宏观运行效率（如交通流量监测与信号优化），而随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化，逐渐增加了解决“寻找走失老人”“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等民生痛点。但是，众多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指出，一方面，数字技术确实能够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响应速度与协同效能。比如，北京“接诉即办”平台通过高效响应和解决群众诉求，呈现了技术如何赋能“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治理闭环。另一方面，必须警惕“数据主义”和算法偏见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扩大、个人隐私侵蚀、人文关怀缺失等风险。许多城市已开始探索具体机制来保障这种平衡。例如，建立“数字包容性评估”机制，在推广智能服务时考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适应能力，提供替代性方案或辅助手段，确保其不被排斥在智慧生活之外。

　　就此而言，人民城市理念的拓展，恰好在于提出了清晰的递进框架来驾驭这种辩证关系，亦即“新三治融合”。其中“数治”是基础，强调运用数据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与效率；“智治”是升华，要求将技术应用紧密服务于人民的具体需求，并利用智能化手段搭建公众参与的便捷平台，让技术赋能真正指向“为民所用、为民所享”；“善治”是目标，强调在技术赋能与需求导向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发展成果的公平普惠，最终建成人民满意的美好家园。

　　在全球城市发展同质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城市理念对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珍视与守护，彰显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人民城市理念已经超越了将历史遗存仅仅视为旅游资源或开发对象的功利视角，而是定位为承载市民集体记忆、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城市独特灵魂的所在。

　　以一些城市的“城市记忆银行”为例（比如青岛的城市记忆馆），价值不仅在于运用数字化技术保存古建筑、街巷肌理等物质形态，更在于系统性地记录和传承传统工艺、地方戏曲、方言俚语、节庆习俗、社区故事等非物质文化形态。这种“记忆保存”本质上是深层次的文化治理实践，它在城市快速更新变迁的洪流中，为市民提供了身份认同的“锚点”和情感联结的纽带，缓解了因空间剧变带来的“乡愁”与疏离感。

　　人民城市理念的深远意义在于开创了新的城市文明形态。在北京胡同改造、广州城中村综合治理等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在这里，市民不是治理对象，而是治理主体；城市不是冰冷容器，而是生命共同体。

　　展望下一步议程，城市理念的持续深化需要更多制度创新。比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化为城市规划的参与机制、平衡市场活力与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探索，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城市基础，也将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在此意义上，人民城市不仅是治理理念，更是文明自觉，预示着城市发展从“物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