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以探究国际政治关系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天然带有交叉学科的特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国际政治重大现实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迅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这种交叉学科研究特色来自在国际政治中探析政治行为体及其关系的需求，理解国家、政治人和国际政治关系需要上述诸多学科知识的介入。其中，国际政治的心理学研究路径，自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便产生了影响。战争中冲突起源的分析、宣传技巧等，都引发了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研究的结合。

　　交叉研究路径

　　总体来看，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有不同侧重，有政治学和心理学导向的区分。

　　第一，政治学路径。国际政治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路径之一是将研究归入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谱系当中，类似于“心理国际政治学”。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引入的前提在于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如领导人、公众等是“心理人”，而非“经济人”。因此，心理学的引入推动了国际政治中的有限理性假定，即领导精英和民众是有限理性行为体，而非纯粹的理性人。其有限理性特征在于，政治人是有着自身人格特质、情感体验和认知偏差的行为体。因此，这种传统路径都是受时下心理学研究进展的推动，进而辨析政治人的人格特质、认知偏差和情感体验对于政治行为和后果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分析议题所引介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差异，早期采用精神分析，到后来采用认知心理学、情感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等，而研究方法则以案例分析为主。

　　第二，心理学路径。国际政治与心理学交叉的另一个研究路径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可以归为诸多心理学的应用领域之一。无论是质性分析还是量化、实验研究，该路径下的研究议题、理论构建和方法使用、数据收集等，都是遵循标准的心理学研究规范。从研究议题来看，该路径需要有“心理学色彩”，即探析政治人的心理因素及其政治行为后果，较少以国际政治中的经典问题作为研究议题。这种路径的研究越来越偏向“行为心理学化”，其代表就是《国际组织》2017年组织的“行为主义革命”特刊。此外，该路径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微观心理学化，即聚焦于战略互动过程中领导人或国家的行为偏好和心理特征，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实验、模型或量化检验。

　　交叉研究特点

　　与诸多交叉研究一样，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融合在于其交叉性，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以及分析层次等都与心理学的介入相关。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特点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时代特性。一方面，国际政治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例如，一战与二战时期关于世界大战及其相关的社会心理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使得战略决策和行为成为热点议题。因此，外交决策的认知偏差、威慑心理学、冷战起源、重要领导人特质等议题成为交叉研究的关注重点。后冷战时期的大国战略竞争、安全议题泛化也让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议题有了诸多转变。另一方面，就理论和方法而言，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与心理学交叉研究明显借鉴了时下流行的心理学理论，从早期的精神分析到认知与态度研究，再到情感分析。在方法层面，交叉研究经历了由对领导人、国际事件的传统案例分析到当下的多元与混合方法结合的转变，这些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是政治特性。心理学较多的应用集中于社会经济领域，其与国际政治的融合体现了明显的政治特性。一方面，国际政治与心理学交叉研究运用的政治心理学理论和主流心理学理论有所差别，尤其体现在领导人政治心理学领域。领导人的不可接触性和政治特性，导致领导人人格分析不能直接使用人格心理学中的自我汇报测试法，因而政治心理学学者提炼了间接文本内容分析法，如操作码分析、特质分析和专家评定法等。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事务的特点在于分析层次高、可接触性弱，因此，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结合仍保留了国际政治事实的特点，即相关研究对象具有数量少但影响大的特点，比如领导人、战争等。这种特性决定了研究样本的有限性和可接触性受限，因而不适合进行大样本的定量检验。近些年，行为实验研究逐渐流行，但仍受到被试者能否代表领导人等政治人的外部有效性的质疑。

　　交叉研究议题

　　在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有诸多值得开拓之处。基于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的观察，领导人政治心理学和战略心理学是两个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第一，领导人政治心理学。领导人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对象。近些年，随着强人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关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这一议题已形成了人格、认知和情感三种理论路径，案例也涉及古今中外诸多独特个性的领导人。在方法上，人格测试的文本内容、大数据分析以及行为实验也得到广泛推广。此外，对于领导人相关国际政治行为影响的议题，也是领导人政治心理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比如，关于美国总统对外武力使用差异的分析，凸显了自我监控人格信念的重要性。

　　第二，战略心理学。战略互动研究已形成了理性主义和政治心理两种主流路径。从冷战时期开始，谢林和杰维斯等就已将战略研究的理性和心理路径相结合。冷战结束后，关于外交信号、可信承诺、国际声誉、国家角色、国际地位、身份认同、战略默契、国际信任、战略决心等诸多战略心理命题，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议程中得到系统的开拓。因此，战略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作为交叉研究路径的国际政治心理学提供了一个中层分析领域，其理论构建能够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理论提供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贡献，对于理解当下的国际政治发展，如中美战略关系变化也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总而言之，国际政治与心理学交叉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中典型的微观层次路径。这一研究领域伴随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和发展，在不同时期都参与了主流国际政治研究。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角度辨析了战争起源于死亡本能，而政治心理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则系统吸收精神分析学说的价值，分析了世界政治的个人不安全感和焦虑以及战争中的宣传技巧。此后，在领导人人格分析、外交决策的心理学分析中，大量借鉴当时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情感研究阶段，同样受到情感认知神经科学的启发。在此过程中，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融合优势得以体现，即有助于更深刻和精确地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人性要素及其作用。因此，基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分析层次的宏观性，心理学路径的发展能够对国际政治研究起到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