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方言运用与吴越文化的互动

2025-06-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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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白话文、文言文、方言并用的写作风格,其中,小说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尤为巧妙,与吴越文化形成了深度的交融与呼应。鲁迅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运用,不仅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地方风格,更丰富了现代汉语书面表达的层次,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深入理解鲁迅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其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使用特有的本土方言“吴语”,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发展,吴语形成了独特的韵味、表达形式、深厚的内涵。鲁迅的故乡绍兴,正处于这一文化区的心脏地带。鲁迅自幼便受到吴越文化的熏染,他既有对故乡文化深深的眷恋,同时也对故乡的保守与落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复杂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的语言选择上,吴越方言也因此成为他小说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元素。

  鲁迅十分重视以“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的语言活材料来创作,在写作中大量采用绍兴方言词语。在方言土语中,有些词语是意味深长的。如孔乙己的“排”出九文大钱,七斤嫂的“搡”给饭碗,四铭的“汇”出手来,《故乡》中的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在酒楼上》的河水已快“咬”着小棺,《白光》里的陈士成赶考落榜后神经错乱时“撞”着一条黑影,等等。这些都是绍兴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方言,贯穿于小说的字里行间,炼字的生动准确不仅描绘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还刻画出逼真的人物形象。

  鲁迅对方言的选择,折射出其对文学语言风格的考量。他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比如农民、佃户、乡村妇女,他们的语言不可能是标准的白话文。试想《祝福》中的祥林嫂如果讲一口标准的白话,她的形象就少了乡土气,人物的真实感也会大打折扣。可一旦加上方言,她的农村人物形象就鲜活起来,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也更触动人心。

  《孔乙己》里的方言增强了幽默感,甚至加重了讽刺效果。酒店里的短工嘲讽孔乙己:“你一定又偷了书了!”这个“偷书”在绍兴话里听着特别有味道,带着点鄙夷,又透着讽刺,直接让人物的处境鲜活起来。如果换成普通话,就少了揶揄感。此外,方言还能突出人物性格。像阿Q的语言,虽然带点吴越方言的痕迹,但整体更偏北方白话,这或许是鲁迅特意的安排,他想让阿Q的形象更普遍,而不是局限在江南一地。相反,像祥林嫂、闰土这些角色,方言味就浓得多,因为他们的身份、背景和地域文化紧密相连。

  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在他的作品中,会发现他并未遵循传统的文言文,或者完全口语化的白话文模式,而是将文言、白话以及方言三合一,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学表达形式。在《狂人日记》中,序言用文言文、正文用白话文,这种风格充满了鲜明的现实色彩。而在其他作品中,方言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层次,辨识度高,能一眼辨识出鲁迅的笔触。之后如汪曾祺等文学大家的作品中,也能窥见方言运用的痕迹。可以说,鲁迅开创了一种“方言书写”的文学传统,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并为后续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灵感与启示。

  鲁迅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还是吴越文化的一面镜子。他的笔下,绍兴的街头巷尾、小市民的日常,还有江南士绅的做派,全都活灵活现,读起来画面感跃然纸上。

  对鲁迅来说,绍兴这座故乡之城的影响复杂而多面。一方面,他受够了这里的封建守旧,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深受这片土地的熏陶,作品里又满是绍兴的气息。这种矛盾,在他的小说里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社戏》用的是一个孩子的视角,写绍兴乡村的热闹场面。可社戏不光是个娱乐活动,更是一种乡村社交。背后藏着浓浓的宗族文化,阅读时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读者能感受到戏台上的热闹,还能闻到乡间的泥土味,仿佛身临其境。再如咸亨酒店,不就是个喝酒的地方吗?可在鲁迅的笔下,它更是绍兴小市民世界的缩影。掌柜、短工、食客,一边喝酒,一边闲聊,调侃别人,点评时事。这种场景,特别有绍兴人的“清谈风气”。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总带点士绅气。这种氛围,鲁迅写得精准极了。简单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绍兴传统社会。

  在鲁迅的文字里,依然流露出对家乡的复杂情感。正因为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他才更希望它能有所改变。这种爱恨交织的态度,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情感张力,也让地方文化与现代思想在他的笔下碰撞、交融。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以笔为刀,对它进行解剖和批判。鲁迅的作品不是冷冰冰的揭露,而是充满着一种深切的希望——希望这片土地能有所改变。

  鲁迅的方言实践不仅重构了文学语言的表达维度,更在现代汉语规范化进程中刻下深刻印记。例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阔绰”(绍兴方言指奢侈)、“夹”(吴越方言中特指嵌入性创伤)等方言词汇的植入,打破了传统白话的平面化表达。这种语言实验被钱玄同称为“第三元写作”,其价值在于通过方言的陌生化效应,既规避了文言的迂回性,又克服了口语的松散性,为现代汉语注入了凝练锐利的表达基因。

  鲁迅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在他的故乡绍兴乃至整个吴越文化圈,他的形象和地位也越发凸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绍兴开始将鲁迅塑造为文化符号,并借此发展地方文化产业。近年来,绍兴本地的戏剧、影视作品也开始积极借鉴鲁迅的语言风格。绍剧版本的《阿Q正传》在方言使用上做了大量考证,力求还原鲁迅笔下的绍兴话。这表明,鲁迅的语言选择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也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影响了吴越文化自身的再塑造。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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