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术演进历程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铭记：一个是2005年，另一个是2024年。2005年，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基于多年探索、思考与研究，和他的学生沙红兵博士合作发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呼之欲出的初始面貌。2024年10月，吴承学教授率领学术团队推出五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标树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丰满健硕的身躯。2025年1月6日，《导向·标准·示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分析报告》发布，“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

　　文体学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学学术

　　1953年，美国文学理论家M. H.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活动四要素”说，认为作品、世界、作家、读者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但他却忽略了四要素的“中介”——文体。就其客体性质而言，文体是诸多作品的集合体，多层级、多向度、多样化的文体自身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性和自洽性的文本世界；就其主体性质而言，文体是作家、传播者、读者等个体或群体表达与实现交往需求、言说需求、心理需求等社会行为的最佳媒介，并由此与“世界”水乳交融。因此，抓住文体就等于抓住文学学术的“纲领”，可以提纲挈领地联结创作、批评、传播等一系列文学活动，激活文学活动的整体活力。

　　进一步看，文体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学要素，文体学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学学术。西方的文学学术研究范式，习惯于区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前者依赖于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学科的襄助，深入剖析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修辞技巧与哲学意蕴，探寻文学作品自身的内在特质与审美价值；后者则取资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滋养，探究文学作品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作者心理等外部因素的复杂关联与互动影响。与之相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枢纽性要素，中国古代文体与文体学不仅承载着语言艺术的审美表达功能，更在知识生产、文化传承、价值建构及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维系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

　　秉持中国本位的学术立场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所蕴含的学术智慧体现为坚定不移地秉持中国本位的学术立场。以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与文章语境为根基，回归本土学术传统，孜孜矻矻地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宝贵资源，并慧眼独具地撷取其中精华，为理解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文体演变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阐释框架。

　　“文体学史”的基础是史料。《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突破了以往文学学术研究的限制，接续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在史料的挖掘上不仅关注《文心雕龙》等经典的文体学著作，还将视野拓展到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取材之广几乎无所不包。

　　“文体学史”的关键是史识。《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聚焦于文体学的内在动因、形态特征、文化内涵及发展过程，广泛涉及历代政治制度、文化生产、学术思想、文献编纂、文学创作等社会现象，关注这些社会现象与文体观念、文体批评、文体风格、文体形态、文体类型之间的因缘，抽丝剥茧，探寻数千年文体学发展的构成因素、运行机制与演变规律。文体学的发展与文体的演变紧密相关，但又有着各自的独特节奏。在先秦时期，各种文体尚处于雏形阶段，直接阐述文体观念的文献极为稀缺，文体学更多地以潜在的文体意识和观念形式蕴藏于文字的构形规范、文献的命篇命体与文辞称引等现象中。而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文书制度、经学思潮、图书编纂等，则成为孕育和催生文体学的“孵化器”。魏晋时期，各种文体百花齐放，文体学文献大量涌现，人物批评、作家写作、总集编纂、文笔之辨、文章溯源等文学现象与文体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玄学、小说、翻译、佛道思想对文体发展及文体批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体学意识得以强化，文体谱系由此建立。唐宋元时期，在骈散交融、诗词并兴、雅俗分流的文学语境中，“辨体”成为文体学的核心概念，文体分类学、文学风格学趋于成熟，文体研究体式丰富多样，文体谱系的构建更为自觉，各专类文体学争相发展并趋于成熟。明清时期，文体学几乎成为显学，相关文献不胜枚举，文体源流、文体形态、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全面展开，呈现出集大成与新开拓并举的局面。到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输入、白话文兴起、报刊盛行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古代文体学步入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转型时期，文体形态、文体观念、文体理论等均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建构学术研究的理论范式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学术智慧，还体现为自觉地建构学术研究的理论范式。吴承学教授继承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学研究范式，明确提出“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方法论，将中国文体学的丰厚传统与现代学术意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学者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T. 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因遵循共同的范式（paradigm）而凝聚，这是学科成熟的必要条件。以此为据，吴承学教授提出“四维”方法论，并贯彻其中，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成熟。

　　与西方19世纪以来“文学”概念所涉及的范围不同，中国古代文体学以中国传统的“文”的概念为基石，始终强调文体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致力于让古代文体学重新焕发生机，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丰富而深厚的面貌。

　　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文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该书注重引入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既保留了传统研究的精神趋向，又吸收了现代研究的优势特点，使文体学研究更加科学、规范。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开古代文体学研究，使文体学在保持“文学”本真面貌的同时，又兼具“文化”的绰约风姿。

　　追求殊途同归的学术理想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运用独特的“中国话语”，注重融贯中西学术，讲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生动故事，使之融入世界学术版图，为世界文学理论宝库增添具有中国智慧的独特理论资源。这正是钱锺书所向往的“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的学术境界。

　　人类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包容性，是包容的多样与多样的包容的统一体，应以相互交流与相互理解为基础，这应该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识。但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人的概念和命题，使之从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话语，从而参与国际对话，这毕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无数哲人孜孜探求的文化难题。我曾经提出这样的思考：“既然我们阐释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现代思想’（与‘西方思想’几乎是同义词），不得不采用‘公共话语’（与‘西方话语’几乎是同义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原汁原味地保持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本来涵义，又使它们化蛹为蝶而畅行无阻地步入国际对话殿堂，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呢？这无疑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还有待我们深入探究、勤奋实践，从而取得更为圆满的解答。”我设想的最佳途径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为研究对象，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提炼、总结、发挥、建构足以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建构中华文化自身的理论框架、学术话语和叙述方式，从而为世界文明增光添彩。”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在继承古典学术传统方面，此书深入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对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脉络进行细致梳理，从先秦诸子的文体学萌芽、唐宋元时期的文体学成熟，到明清时期的文体学鼎盛、晚清民国的文体学新变，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学源远流长的历史。此书作者致力于赓续和阐释20世纪以来曾经中断的传统学术，回归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化语境、文学语境，重新“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文体种类繁多，辨体理论极为成熟，历代作家对各类文体的驾驭炉火纯青，对各类文体的变革各显神通，对各类文体的批评鞭辟入里，这种状况置于世界文学之林都是极为罕见的。该书提倡坚实地扎根于本土文化，深入探寻古代文体背后潜藏的文化密码，这正是中国智慧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生动彰显。

　　在倡导现代学术理念方面，该书以全球学术视野为参照，将中国古代文体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该书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注入“源头活水”。该书作者在研究文体形态等问题时，适度吸纳西方文体学中的形式分析方法，但绝非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与创新，将西方理论与方法巧妙地融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体系之中，实现中西学术、中西智慧的有机融合，展现出一种既开放包容又坚守自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文体学故事”的书写实践中，该书还留有一些继续开拓和深化的空间。例如，在文体分类理论上，西方习惯进行“语义”分类，往往在抽象思维中进行文体分类的推衍，是一种“理论性”或“抽象性”的文体分类理论；而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则更多地与行为方式、应用场景、文化功能等“语用”相关联，因此往往在分类实践中体现或阐发分类意识，是一种“实践性”或“实用性”的文体分类理论。该书如果进行细致入微的比较，应该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中西文化的异同和中国智慧的精要。

　　总之，《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在彰显中国智慧方面成绩斐然。它坚实扎根本土文化，精准把握历史脉络，自觉建构理论范式，灵活贯通中西学术，为学术界在跨文化研究中如何彰显中国智慧提供了宝贵借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说：“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人类的文明传承、文化传统借助于智慧，始终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流淌，成为人们企望与追求真理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