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9月11日，一个哲人在法兰克福诞生，他后来的名字叫阿多诺。阿多诺的父亲奥斯戈·威森格隆特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葡萄酒商中的成功人士，但算不了富豪。他的母亲卡尔维丽·阿多诺则是个天主教徒。根据犹太人血统认定从母的传统，即使乃父不改宗，阿多诺也算不了犹太人。可是，希特勒不认这个账。正由于此，后来才会有由犹太后裔唱主角的社会研究所的辗转迁移。出于同样的原因，阿多诺从1934年起先后迁往英国和美国，并于1938年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尔后逐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人物。

　　阿多诺的学术交往很有意思。首先，他一生的师友及论敌——通常既是师友又是论敌——几乎都比他年长。他的启蒙老师克拉卡瓦比他大14岁，他的终生好友霍克海默比他大8岁，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本雅明比他大11岁。此外，间接影响过他的卢卡奇与布洛赫均为1885年出生，而他终生批判的海德格尔出生于1889年，等等。

　　其次，阿多诺往往在对这些前辈们的学问进行深入学习之后又加以无情批判，但是在潜意识中，他还是把他们当作同一代的朋友，学术上的不留情面与私交之谊并不太相伤。例如，1940年，正当阿多诺与本雅明争论正酣之际，本雅明在流亡途中因绝望而服毒自杀于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得悉噩耗后，阿多诺很快向美国犹太周刊《再见誓言》寄出了悼念文章。1950年，为纪念本雅明逝世10周年，他在杂志《鲁伊·卢德塞》上发表了题为《本雅明的性格特征》一文。1955年，他又出版了和妻子共同编辑的2卷本《本雅明著作集》，并为该著作题写了序言，名为《本雅明的思考形象》。本雅明能有今天的声誉，与阿多诺的这种大力推介有很大的关系。

　　在阿多诺的学术人生中，有直接交往并影响过他的人当然有不少，其中很重要者至少有科恩鲁斯、霍克海默和布洛赫等。不过，起到最关键影响的，应该说当属克拉卡瓦和本雅明。

　　克拉卡瓦：

　　在阿多诺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第一个老师和朋友是克拉卡瓦。还在阿多诺15岁上高中时，长他14岁的克拉卡瓦成了他们全家的朋友。每周六的下午，克拉卡瓦都会专门给阿多诺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令他平生首次并且是正规地叩入哲学之门。当时的克拉卡瓦可以说是一位建筑家，对各类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纪念克拉卡瓦75岁寿辰时，阿多诺写了一篇题为《变化的现实主义者》的随笔。关于克拉卡瓦，阿多诺写道：“我在大学时从老师那儿学来的东西，还不如与他在一起读书时学到的东西多，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作为一位有着优秀才能的教育者，他将康德介绍给了我。在他的指导下，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这部作品当成单纯的认识论，也就是说，没有把它作为进行科学式妥当判断的各种条件的分析来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抱着能获得多少真理的漠然期望，以读取精神的历史性状况为线索的著作来学习的。”阿多诺在这篇关于克拉卡瓦的随笔中还谈到，克拉卡瓦告诉他，在解读这些线索时，与其着眼于其首尾一致的地方，不如着眼于产生分歧的地方。

　　阿多诺的哲学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是在一些细小的矛盾与缝隙中透视出整体的非真理性，从微观角度进行批判，这就是微观主义的观点。当然，阿多诺的观点是在这一著作中逐步整理形成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克拉卡瓦不好妄下断定，何况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阿多诺对克拉卡瓦的解读方法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且大学时代的阿多诺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唯心论的解读方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在那样一个墨守成规的世界中，阿多诺的这一方法被强行压制着，只是在他与本雅明这样的有强烈个性者接触后才得以爆发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经过相同的流亡生活之后，阿多诺与克拉卡瓦之间的朋友关系产生了很深的裂痕。但是这无改既定事实，克拉卡瓦不仅最早把阿多诺领进了哲学殿堂，而且给他以贯穿一生的学术方法的最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本雅明：

　　读大学期间，阿多诺在科恩鲁斯门下锋芒全无。而在本雅明进入阿多诺的生活之后，中断了的东西又恢复了。

　　巧合的是，阿多诺与本雅明的首次相见是由克拉卡瓦安排的。当时是1923年，阿多诺正好20岁。以后，阿多诺与本雅明频繁会面，有时还生活在一起，有成果的对话很多。特别是1929年9月法兰克福远郊小村中的一次对话，给双方均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时本雅明正在写他的毕生巨著《巴黎拱廊街》，他让这位年轻人朗读过这一作品的片断。这以后，阿多诺甚至考虑将自己的理论工作作为与本雅明的共同计划去实现。

　　对于阿多诺来说，本雅明是位优秀的艺术作品评论者。其评论的引人注目之处，包括他那无与伦比的语言感觉。在此后的写作中，阿多诺自觉地效仿本雅明的词汇与构思，写下了自己初期的思考，如舒伯特论等。

　　但是，对于本雅明，阿多诺既有追随和仿效，更有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人的论争从1935年开始，直到1940年本雅明服药自杀后才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段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正好处于流亡阶段，但流亡生涯并没有阻隔他们的学术交锋。在法兰克福远郊的小村谈话之后，阿多诺想与本雅明一起来实现自己的哲学，而本雅明也为能发现阿多诺这样的得力弟子感到高兴。因为从能同时理解本雅明的神学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上来说，阿多诺是本雅明唯一的朋友。但是，阿多诺对本雅明进行两方面理解的同时，也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判。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交流逐渐加深，他对超现实主义者也开始无批判地接近。阿多诺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根据以前的哲学纲领，他亲自向老师射出了批判之箭。而且，在进行批判的时候，阿多诺把社会研究所当成后盾，使本雅明基本上处于守势。

　　双方的论争主要围绕本雅明的有关著述进行，并首先由本雅明的卡夫卡论引起。到1938年，在围绕着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所进行的论争阶段，两人的紧张关系更是达到了顶点。

　　公正地说，双方的论争是不对等的。阿多诺俨然是社会研究所的代言人，在论争中咄咄逼人，常常强令本雅明修改其论著，否则以不予发表相要挟。相形之下，本雅明孤影欧陆，在许多情况下只能屈从，显得有些可怜和无奈。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论争又是对等的。两人的观点不同，论争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论争过程本身包含着相互学习，论争的展开也是各自思想在交锋状态下的精彩展现。这种学习和展现往往比非对话状态下的著述更容易激发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火花和智慧灵光。

　　阿多诺的学术人生是在不断的汲取和批判中展开的。对于阿多诺而言，高中时代出现的克拉卡瓦和大学时代出现的本雅明都具有决定意义。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充当了阿多诺学术之旅中最关键的向导和阶梯。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