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奉行“美国优先”，认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在“危险世界”中推进美国利益，为此可以无视法律契约、不讲道义规则、罔顾人类福祉，“毁约退群”肆无忌惮。其种种言行，充分折射出特朗普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顽固性，意味着将拜登政府推行的“美国回归国际舞台”的政策再度颠覆，全面倒退并升级第一任期时的“毁约退群”政策，代表着美国的国际定位和战略取向发生重大改变。美国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转变为头号破坏者，从单极独霸的战略扩张转变为颓势大国的战略内倾。同时，在美国的影响下，个别国家见利忘义、有恃无恐、跟风“退群”，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造成严重冲击。

　　“毁约退群”的底层逻辑是利己主义

　　特朗普“毁约退群”的说辞各不相同，除去一些个性理由之外，普遍性的原因是抱怨现有国际机制对美国“不公平”或“经济负担过重”，即特朗普经常说的“美国吃亏论”。这既是他对于国际事务所秉持的“商人”思维、“算计”心理使然，也是其背后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价值取向作祟。

　　保守主义者将国际机构视为“推进美国利益的工具”，有利则进、无利则退，外交政策因而简化为精致的成本收益计算。经过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让美国再次伟大）重塑后的共和党，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泛滥，自私自利更是发展到无原则、无底线的“极致”。但凡认为在某个国际机构或国际协议中“美国吃亏”，就要予以改造、试图扭转，甚至有时“退出”本身也成为美国“要价”的一种手段。

　　在特朗普及其保守主义拥趸看来，国际政治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谁的实力强谁就有决定权。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实行的是以交易为本的外交，将经济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础驱动力。特朗普喜欢“做交易”“得实利”，他认为美国拥有最强的实力也就拥有最大的交易筹码，在面对任何国家和对手时“一对一谈判”最为有利，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毁约退群”背弃多边主义转而大搞双边交易的深层原因所在。

　　“退群外交”服务大国竞争战略

　　特朗普不在乎软实力以及诸如国际形象、国际信誉之类的无形资产，他看重的是硬实力，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短期见效，算计的是较之其他大国的相对收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即是保持美国的第一强国地位，“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各方谈判交易，获取最有利的竞争条件，从而延续美国霸权生命。

　　如果说利己主义是美国“退群外交”的价值内核，大国竞争特别是与中国竞争则是美国“退群外交”的外在驱动力，中国成为特朗普一系列言行的“假想敌”。

　　特朗普评估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美国损益”，几乎都要和中国相比、拿中国说事。“中国占便宜”而“美国吃亏”也成为特朗普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偏见。特朗普大搞“毁约退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卸责任、减轻负担，回归大国竞争的战略主轴，据此重新调配美国的资源，调整全球战略布局。

　　“退群外交”是美国相对衰落的外在表现

　　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统一于战略内倾的需求，背离了二战后美国秉持“天命观”推广“普世价值”的扩张主义传统，更是对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全球”战略目标的彻底反叛。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武力手段与道德旗帜并举，但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只剩下了“物质”与“武力”，只见“大棒”而没有“胡萝卜”。

　　特朗普上任以来，以打击“深层政府”为名，大刀阔斧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包括关停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举动，断崖式减少国际援助和海外投入。其主要目的是聚焦国内优先、经济安全，此为“退群外交”的内政基础。由内及外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并非只是退出了几个国际机构和国际协议，而是从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的“体系化撤退”，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新一轮“孤立主义”影响的巅峰，折射出美国实力地位的事实衰落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定位。这一转变的本质是美国调整对外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基本思路是减轻对世界及其盟友承担的责任，确保美国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最大化。

　　作为二战后国际体系曾经的主要设计者、建立者和维护者，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曾经的旗手，如今的美国已经无力维持其所谓的“自由、开放和安全”，无力再主导世界秩序，美国财政、贸易、金融乃至军事实力都显露出明显疲态。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美国主流民意已经厌倦了建制派精英一厢情愿的“领导世界”，决意放弃自由贸易、全球安全广泛介入和多边主义的标志性政策，“退出”“收缩”“内顾”成为美国在世界大变局之下的现实选择，这其实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种纷争表象之下共同的战略趋向。

　　其一，美国在全球经贸领域退回到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大打关税战，并扬言“世界贸易组织落后而且有害”。拜登任期内亦维持了美国的高关税水平，同时也没有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运转，更是提出终结自由主义国际经济规则的“新华盛顿共识”，这些都是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的标志。其二，美国在全球军事安全领域持续战略收缩。美国领导人已意识到自身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过度扩张已造成战略透支，没有能力再充当“世界警察”。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始终对其他地区冲突“保持距离”。与此同时，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都反复申明“美国不应介入海外战争”，甚至还想放弃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其三，美国两党在对待国际事务上存在重大分歧，但都认为既有的国际体系已不符合美国利益和战略需要，无论是特朗普极端的“退群”“单干”，还是拜登的“选择性重返”一些国际组织并试图“从内部改变国际规则”，方式手段有所不同，但都体现出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的深刻不满和革新诉求。

　　总体而言，美国“领导世界”力有不逮，特朗普治国理念更趋保守自顾，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意愿大幅下降，无意亦无力为世界提供更多必需的国际公共产品，“毁约退群”正是美国相对衰落进而转向战略内倾的一个缩影。特朗普还梦想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殊不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叠加保守自顾的战略取向，势将加速美国霸权的终结。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