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应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邀请，结构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访问燕京大学。林耀华任助教，“日夕追随左右”，深得其理论要旨。布朗受到涂尔干影响，认为社会事实如同自然科学研究之物，具有外在于人的客观性，人类学应该对不同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

　　通常认为，燕京学派受到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践行科学实证的道路。诚然，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以实地试验始，以实地试验终”的研究方法，他的两位学生林耀华和费孝通分别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和“从实求知”。故而，学界对燕京学派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探讨，常聚焦于其科学实证方面，忽视了人文化面向。

　　其实，吴文藻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倡导，即中国学者需结合本国悠久的人文传统，将西方社会科学“人文化”。费孝通晚年指出，人类学是一门范围广泛的综合性人文学科。

　　林耀华堪称实践中国人类学人文化的代表人物。虽为布朗的亲炙弟子，他并没有亦步亦趋于西方导师的理论，而是对于中国人类学的人文性质有着充分的认识，重视田野中的个人体验、书写中的文学技艺和作品中的人文精神。

　　我们从他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三篇论文说起。在《社会研究方法上的形相主义与体验主义》中，林耀华将社会研究方法分成两类，即“形相主义”和“体验主义”。前者研究统计的、图表的、测量的、明证的、累积的物质知识。心理学行为学派和定量社会学是这种方法取向的代表。后者研究同情的、戏剧的、内省的、直觉的、想象的社会知识。出于对19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以物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风气的不满，林耀华强调体验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社会研究者的关键在于具备设身处地的同情洞察力。这里提出的人心沟通、同情了解的研究方法，与陈寅恪同时期倡导史学研究“了解之同情”的重要性异曲同工。

　　如何通过文字来呈现关于人性的复杂生活状态呢？《柯莱论生活研究法与农村社会研究》一文提供了答案。文学技术是关键。活泼的文笔不仅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统计数据和图表来说，它更合乎人性。林耀华说：“小说家给予我们的，是人性的、戏剧的、真实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也染着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的颜色，但若比之任何数目的描述，实较近乎真理，较近乎人性。”不过，他也告诫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在使用文学技术的时候，应有所节制，不能让光辉灿烂的大词影响所要传达的主旨。

　　在《科学和艺术》中，他将形相主义和体验主义的关系升华到科学和艺术的高度。“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的目标在乎艺术，而其手段则在乎科学。”在林耀华看来，虽然社会学人类学的前期研究有科学的成分，但为了抵达整体的描述，艺术手法必不可少。

　　不管是学士学位论文《严复研究》，还是硕士学位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抑或其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林耀华都尽量将人文化的思考融入其中。限于学术论文体例要求，他难以将其对文学技术的考量，尤其是小说体，真正纳入学术写作之中。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1940年，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助教，没有了论文体例的束缚，终于可以做一个“文体实验”了。他利用工作余暇，在几年前于福建农村老家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小说体民族志《金翼》。后来，它成为中国人类学早期“四大名著”之一。弗斯评价道：“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

　　该书描述了成为姻亲的黄、张两个家族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的种种遭遇。读者可以从人生史、平衡论、民族志书写等不同角度来对它进行解读。但贯穿全书核心的，却是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的主题：命运。在1937年回到故乡时，林耀华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前殷实的两个家庭，现在却截然有别。黄家生意兴隆、子孙满堂，而张家房舍破败、孤儿寡母。两家的不同命运是由乡亲们所说的“风水”决定的吗？

　　张芬洲和黄东林在湖口镇开店致富之后，打算盖新房。两人都看中了村里一块风水宝地，阴阳先生称之为“龙吐珠”。不过张瞒着黄，抢先动工盖房，黄被迫无奈，只得另寻他处。之后，两家各自经历了生活中的危机。黄因势利导，度过了困难，家庭走向兴旺，而张却未能适应各种变动，过早离世，家庭逐渐败落。足见，风水不能单纯决定人的命运。

　　对西方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值得补充的是，与西方基督教宇宙观强调上帝对人的单向主宰不同，中国文化并不强调命中注定。与上帝退场之后，西方近代文化强调人的无所不能有别，中国文化也不承认“人定胜天”。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不会因为推崇天的至高无上而忽视人的作用，也不会因为强调人的积极有为而忽视天的约束力。

　　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曾说，“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在民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穷三富不到老”“甘蔗没有两头甜”等谚语也在表达同样的理念。《金翼》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人生哲学。在黄东林不得不面对山林纠纷所引致的危机时，林耀华在书中评论道：“然而无论他们会如何认为自己由命运或上天的所作所为所支配，东林和乡亲们却由于磨难和过错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书的结尾，日寇入侵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危机和民族危机。东林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敌机，教导子孙：“把种子埋进土里。”不言而喻，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不会一直变坏，努力做好本分之事，自会有所转机。

　　萨林斯和维韦罗斯指出，西方社会科学无不带有一神论宇宙观的影子，曾经上帝和个人的关系演变成了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各种理论。或许，《金翼》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在社会和个人之外，可以从当地人对命运的理解、把握和抗争中发展出一种理解中国人生活的人类学理论。它既不能用数据和图表来呈现，也不能用西方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来简单概括。

　　在林耀华写作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远在牛津大学的科林武德，虽身处科学实证取向占主导的科研机构，却提出了阐释式历史哲学。这一思想影响了同一学校的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20世纪50年代，他批评布朗“人类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强调人类学是一门文化翻译的学问，属于人文学科。70年代初，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格尔茨提出了阐释人类学，认为人类学和文学、诗歌、戏剧一样，是一门意义阐释而非科学实证的学问。这些关于阐释和体验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推崇。

　　不过，我们有必要重视包括林耀华在内的民国人类学家将西方理论进行人文化的种种努力。正如他在世纪之交的谆谆教诲，“我们今天欲重塑中国人文精神，从事学科建设和社会文化研究，都要接续这个传统。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国文化源头活水”。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