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是研究者耳边长鸣的告诫。问题意识是研究者将既有理论问题化，并在经验研究中加以校验的可能性。对称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地人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只不过，或许他们不是向理论提问，而是向现实生活发问，并提出解决之道。我们常常习惯于质疑既有理论，并尝试修订理论以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对称地，我们能否从当地人对现实生活的提问出发，进而理解他们编织的社会与文化？为此，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当地人的确基于他们的问题意识构造社会与文化。笔者将以瓜亚基印第安人来验证这个设想。

　　之所以选择瓜亚基人，一方面是由于其仍属简单社会，便于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实为难得一见的民族志佳作，虽然我们从未涉足那里，但却可以在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几近白描的文字中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的构造方式，以及当地人面临的首要问题。

　　瓜亚基人的生活绝没有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言的那种丰裕。狩猎和采集所获有限，他们始终面临着食物的匮乏。食物不足时，他们以幼虫、老鼠和青蛙充饥。当营地周围的猎物稀缺时，他们就不得不在丛林中迁徙，寻找下一片谋生之地。如何持续生存下去，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以社会行为来痛苦地作答，又以文化观念来修饰和自我安慰。在社会行为上，为了维持食物获取与消耗的平衡，他们一妻多夫、杀婴、弃老；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又以丈夫的等级差异、复仇、回归和身份认同来为无奈的行为进行辩解。

　　一妻多夫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而像瓜亚基印第安人那样，一位女子嫁给没有血缘联系的两位男性则实属少有。一位钟爱妻子的男子得知妻子另有新欢时，怒火中烧，誓言杀死妻子的情人。在连续数日追杀无果后，这位英武的男子接受了一位长者的建议：与妻子的情人和解，并接纳他成为妻子的第二丈夫。他不得不转一百八十度的弯。令他稍感安慰的是，瓜亚基社会规定了第二丈夫的等级要低于第一丈夫。长者说，他妻子的情人并非无能之辈，更有伙伴相庇护，如果他们一直处于敌对关系，难保有一天他妻子的情人不会将他反杀，并夺取他的妻子。相比之下，接纳妻子的情人却可以化敌为友，一举两得。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接受了长者的建议。可以想象，即便在食物获取水平远高于狩猎社会的农耕社会，一位成年男性养活一家老小尚且吃力，那么，他又能在狩猎社会里养活几人呢？相比之下，两位成年男性结盟完成此项任务则容易得多。

　　事实上，一妻多夫尚不足够，他们还杀婴弃老。狩猎是一项危险远甚于农耕的活动，刺伤感染、摔伤骨折、蛇咬中毒乃至被猎物反杀都会招致成年劳动力的丧失。在一位猎人死亡后，与他共同狩猎的男性会为他“复仇”。在人类学家熟知的努尔人社会中，复仇是要杀死杀人者或杀人者所处群体的一员。在瓜亚基社会中，复仇却是要杀死死者的女儿，一般是年龄最小的女儿。猎人死去，心有不甘。然而，若将其珍爱的女儿送往另一个世界与其为伴，则会平息他的愤怒。复仇的核心含义是平息愤怒，但努尔人和瓜亚基人平息愤怒的方式迥异。从结构上看，瓜亚基人吊诡的复仇做到了两个平衡。其一，损失一位带来食物的猎人，杀死一个消耗食物的孩子；其二，人为减少女性数量，匹配一妻多夫制要求。类似地，当新生儿出生时，他/她的父亲就会陷于恐惧之中：他深信自己将死于美洲豹之手。因为新生儿是从动物世界降生为人的，人的出生意味着动物世界里的死亡，动物世界的代表美洲豹要来为此索命。不过，新生儿的父亲可以通过猎获一只美洲豹来消除威胁。这又呈现了一种结构上的镜像：作为猎人的父亲丧生，不能再狩猎，他女儿的数量就要减少；新生儿需要消耗食物，新生儿的父亲就需要猎获食物。

　　当有人“幸运地”年老时，他们会因无力再带来食物而被抛弃。瓜亚基人会在营地周围的猎物稀缺时迁徙，成年男性猎人带头，未成年人紧随其后，之后是抱着孩子的母亲们，最后是老年人。他们不会在行进中特意放慢脚步，因力衰而落伍的老年人终究会成为美洲豹的猎物。在远远地听到美洲豹撕咬老人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接受着，因为这正是长者回归另一个世界与亲人团聚的时刻。这是他们的文化信念。

　　总的来说，瓜亚基人的人观、身份、一妻多夫、杀婴弃老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行为上，也指向着瓜亚基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生存。他们的文化则为其行为方式赋予了可接受的意义、价值和尊严。这并不是说瓜亚基人的自我设问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文化，毕竟面对相似生活现实的人们并不过着一样的生活。但可以说，瓜亚基人的社会文化是对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的系统回应。其中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如何确认当地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推而广之，我们就可以据此更好地理解在地的社会文化变迁，甚至进一步锁定跨文化比较与文化批评的基准。

　　一些人类学家时常惋惜田野当地文化的变迁，不再“原汁原味”了。环境封闭的人们面临着与祖先类似的问题，他们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可能并未随时间而改变，社会文化更可能长时间保持连续性，然而群体间交流往往向一个群体提出新的问题。回应新问题的过程便孕育了新的社会文化，无论是借鉴其他群体的观念、行为方式或生产工具，还是独自创造。跨文化比较与文化批评需要避免陷入“何不食肉糜”般的错乱。既然瓜亚基人与美国人面临的基本问题不同，那么，两个社会中成员度过青春期的方式便没有理由并置。相反，若水之类的基本资源枯竭，现代人面临的问题就与瓜亚基人相似了，瓜亚基人的生活实际上是悬置在我们身旁的一面镜子。现实地说，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中描述的黄泛区百姓与瓜亚基人的社会文化倒是可以相互比较，他们都在挣扎求生。

　　在方法论乃至认识论上，人类学百年来始终将“从当地的视角看”奉为圭臬。为此，人类学家常常从理解文化观念着手，比如搜集谚语和神话、理解人观和宇宙观、认识仪式和纠纷，分析文化空间和民族病理学等。但是不能忘记，只有将当地人的“问题意识”也纳入其中，所有这些搜集和分析才更为充分。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