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权力再生产的载体。当国际组织宣称“我们只是搭建对话平台”时，其选择的对话规则、术语体系本身已构成深层治理实践。国际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主动运用语言来设定议程、构建规范、管理成员关系、增强自身影响力以及塑造参与模式，将语言转化为结构性权力。这种符号权力的运作，远比军事或经济等硬实力更隐蔽且持久地塑造着世界秩序。

　　设定议程框架：讨论什么和如何讨论

　　国际组织可以通过设定议程选择哪些议题被优先讨论，从而决定了特定叙事预设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将贫困议题框定为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安全问题，会引导不同的政策方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起初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全球变暖”这一表述，后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主导使用“气候变化”这一表述，现在联合国开始使用“气候危机”这一表述。这种语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战略选择，旨在提升问题的紧迫性和动员意愿，将气候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最优先位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报告、会议和公开声明反复使用这一表述，主动塑造了国际社会对该问题的认知框架和讨论焦点，成功地将气候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影响了资源分配和政策优先级。

　　构建规范标准：术语创新与概念重构

　　国际组织通过术语创新和概念重构来塑造全球规范标准。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权”这一概念，并通过其出版物、宣言和国际会议推广这一术语。这一概念不仅重新定义了健康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还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国际标准，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规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大力推广“人类发展”概念，其核心是健康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的能力和拥有体面生活水平，挑战了当时以人均GDP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传统发展观，成功地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规范，即发展应以人为中心，关注福祉和能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从而影响了国际社会发展援助的流向。

　　管理成员关系：语言政策效率与包容性的博弈

　　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政策是其管理成员关系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和两种工作语言的设定旨在平衡效率与包容性。虽然多语政策确保了不同文化背景成员国的参与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英语和法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非正式会议和文件起草中。联合国的语言政策是一种平衡策略，六种官方语言试图包容主要文明体和语言群体，维系成员国的归属感，而两种工作语言旨在提高日常运作的效率。这种安排本身就是管理庞大且多元化成员关系的语言工具。

　　欧盟将所有成员国的官方语言（目前为24种）都设定为欧盟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这体现了对成员国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尊重，是其包容性原则的重要体现。欧盟的“完全多语制”政策尽管成本高昂，但其首要目标是维护成员国平等和促进欧洲认同感，防止语言成为权力不平衡的象征，从而巩固内部团结和一体化进程。当然，在实际运作中还是形成了“核心语言圈”（英语、法语、德语）和“其他外围语言圈”。而那些非核心语言文件的翻译工作经常延期数月。

　　东盟以英语为唯一工作语言，在效率与包容性间存在博弈。从效率看，统一英语可降低沟通成本，加速区域合作决策，也便于接轨国际；但在包容性上，本土语言发展受限，文化多样性表达不足，部分国家因英语能力差处于劣势。东盟的语言博弈本质是全球化效率逻辑与本土文化主权的冲突，这一矛盾在“全球南方”国家联盟中具有普遍性。

　　平衡参与：语言可及性的权力效应

　　国际组织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和可及性直接影响成员国的参与程度。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使用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法律语言可能会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感到困惑，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参与和发言机会，遮蔽了国际社会的不同声音。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其文件多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法律英语、技术化的经济术语和缩略语，发展中国家因语言资源和法律人才储备不足，在复杂程序规则中处于结构性劣势。语言能力差异在此异化为知识准入壁垒和制度性权力失衡。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翻译服务，但术语的理解和谈判策略的制定仍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相反，发达国家由于语言和资源优势，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规则制定。语言使用无形中限制了部分成员国的参与能力，影响了国际组织的公平性。

　　国际标准化组织名义上接受多语种提案，但技术委员会实质上以英语运作。这种隐性语言筛选机制导致非英语国家的技术规范不太容易进入国际标准体系，语言能力成为全球产业规则制定的隐形门槛。

　　联合国难民署的职责是向全球难民提供援助，但难民语言多样且教育水平差异大。因此，难民署采取分层语言服务的策略，用“易读语言”（如短句、图标）制作登记表格和宣传册。这一措施降低了语言门槛提升了难民参与度，而专业语言培训则增强了工作人员在复杂谈判中的效力。

　　增强影响力：积极价值导向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可以通过语言策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了广泛使用中立性的专业术语外，也会在公开声明中融入价值导向的语言，如“包容性增长”，以回应对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这种语言策略既强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专家的形象，也通过价值导向的表达争取更广泛的公众支持，从而增强其影响力。

　　上述案例表明，国际组织并非仅仅被动传递信息，而是主动将语言作为战略工具，精心选择语言框架、创造术语、平衡多语种需求、构建价值话语及调整语言复杂度。因此，理解国际组织如何运用语言，不仅有助于揭示其运作机制，也为分析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动态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联合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实践研究”（23AYY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