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被美西方占据话语权，亚非拉等南方国家的声音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对于广大南方国家而言，发展问题是其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中心议题。具体看，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与其各阶段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密不可分，先后涌现出依附论、自主理论等一批经典理论学派，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依附论：对于不发达的反思

　　20世纪上半叶，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围绕如何与霸权国家保持相对独立、处理地区内冲突、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等议题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学界主要在卡尔沃和德拉果反对西方“恃强凌弱”外交保护制度的原则下，思考如何应对外来干涉以及处理国家债务等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愈发聚焦地区发展问题，从本土视角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审视并探寻出路。

　　20世纪40年代末，联合国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该机构吸纳并汇聚了大量知识分子和精英，为拉美地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出谋划策。1949年5月，阿根廷经济学家、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时任执行秘书长劳尔·普雷维什发表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系统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这一理论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结构性困境的经典框架，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工业化中心国家与原料供应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交换的运作机制。同时，这一理论成为依附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发展本土工业，即“进口替代工业”模式，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依赖。

　　随后，拉美学者将依附论进一步发展壮大。世界各国涌现出不少代表性学者，拉美诸多学者亦从本土实际出发，形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完整分析框架，衍生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依附发展论等不同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的代表人物有两位巴西学者，即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鲁伊·毛罗·马里尼。多斯桑托斯突破了普雷维什过于关注外部因素的局限性，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里提出通过改变内部结构的方式来打破依附状态。马里尼则提出“超级剥削”和“不平等交换”等理论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下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结构性依附机制。1978年，马里尼提出新发展主义，指出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应该伴随着充分就业、工资提高和社会公平，国家应在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人物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及智利学者恩佐·法勒托则在批判传统依附论的基础上，打破了“依附”与“发展”的二元对立逻辑。他们合作发表的《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一书，认为外围国家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能够通过策略调整实现依附性发展的动态平衡。依附发展论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特征，通过对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经验考察，指出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外围国家可通过技术转移、资本吸纳与产业升级，实现从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造的转型。

　　自主理论：自强道路的尝试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各国加强联合斗争，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反帝反殖浪潮。拉美国家的外交自主性不断提升，地区团结和一体化进程呈现积极势头。在这一背景下，拉美学者深入思考如何避免卷入美苏争霸中，并通过自主战略实现本国和本地区的长足发展。

　　巴西学者赫利奥·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胡安·卡洛斯·普伊格分别提出了本国外交政策中的自主性和自主主义，阐明了自主性和一体化的关系。雅瓜里贝的学说被称为“外围自主”，其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解构为四级架构：超级大国、次级中心、中等自主国家以及完全依附国家。这种划分颠覆了传统依附论对国际体系的均质化认知，为外围国家提供了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工具。

　　普伊格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等级差别。最高级别的分配者是世界超级大国，制定法规并进行监督；部分国家属于中间层次的分配者，剩余国家是接受者。普伊格将外围国家的自主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准殖民依附；二是国家性依附；三是非正统自主；四是分离式自主。普伊格认为，拉美国家大多数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自主，外围国家的自主性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博弈，外围国家可以在维系与中心国家必要利益交汇点的前提下，渐进扩展政策选择空间。

　　21世纪以来的理论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学者对依附论及其衍生的自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从未停止。阿根廷学者罗伯特·罗素提出了“关系型自主”的概念，巴西学者图洛·维杰瓦尼认为“多元化自主”是当前适合巴西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拉美再度遭遇挑战，拉美学界关于新发展主义、不结盟运动等理念和潮流的思考也重新浮出水面。2022年，智利学者乔治·海因提出了“积极不结盟”理论，认为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拉美国家应该将自身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保持不选边站队的同时采取高度精密的外交，根据具体议题调整政策。这一理论引起拉美学者的热烈讨论，为拉美国家如何践行自主性外交拓宽了视野。

　　当前，拉美国际关系研究面临如何调和本土化诉求与全球化压力、发展理想与现实治理能力之间关系的挑战。尽管如此，拉美国家减少对外依附、强调自主性的理念仍具有持久生命力。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亦有待于更多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