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层面多次强调民营经济的战略地位，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例如，202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就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而2025年4月30日出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则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全面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在具体方式上，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从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以及加强权益保护等多个维度提供保障。其中，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法》第15条也规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需依据职责权限，预防和制止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被寄予厚望，竞争法保护市场竞争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实现。要达到良好的效果，竞争法在实体、程序及执法机制等方面都需要结合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一步优化。其中，如何综合考虑竞争法责任所带来的影响是重要部分。

　　竞争法体现了国家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其范围与程度因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而异。这是因为竞争法旨在维持竞争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其制度设计的前提。例如，美国市场机制发展历史悠久且相对完善，反垄断法干预力度较小。而欧盟由于需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其反垄断干预力度则较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发展时间有限，需要竞争法对竞争秩序予以强有力的维护。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获广泛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南裕泰诉海南省物价局”案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面临体制完善和发展转型的重大改革任务，统一市场建设是现阶段反垄断工作的首要任务。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反垄断执法初期现状，依法调查认定并处罚涉嫌垄断行为，维护竞争秩序。”此案例印证了上述观点。

　　基于此，竞争法设置严厉的法律责任具有合理性。严厉责任能有效威慑限制竞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中国竞争法责任也以严厉著称，尤其是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更是如此。以行政责任为例，2007年《反垄断法》规定，违法行为一经认定，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可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10%的罚款。正因如此，阿里案产生了创纪录的182亿元罚款。从过往执法情况来看，严厉的竞争法也的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22年，《反垄断法》颁布15年来作了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中法律责任不仅更为全面，而且更具威慑性。首先，在责任全面性上，《反垄断法》修订前主要涉及行政责任，而修订后明确了实体上的刑事责任，并增加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就行政责任来说，也改变了以往仅涉及经营者责任，增加了对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责任，从而形成了“双罚制”。其次，处罚力度上，实体责任和程序性责任的行政罚款也都大大加强。例如，根据《反垄断法》第62条和第63条，程序性罚款的上限可以达到年度销售额的1%，实体罚款最高甚至可以达到年度销售额的50%。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202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订，也呈现出强化威慑的趋势。例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从商业秘密扩张到所有的违法行为。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38条规定，“严重损害公平竞争秩序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根据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2024年12月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对法律责任有所缓和，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第38条被删除。但即便如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中增强法律责任仍是趋势。

　　加强竞争法责任特别侧重提高行政罚款的力度。强化法律责任以抑制违法行为的原理在于，行为主体会权衡违法行为的收益与成本：责任越重，违法成本越高，越可能超过收益，从而降低违法可能性。不过，在竞争法中运用这一原理时，需考虑诸多具体问题，才能达到优化责任体系、发挥竞争法作用的目的。

　　一方面，法律责任与行为的危害要相适应，否则会引发公平性的问题。竞争法虽具一定的公法属性，强调竞争秩序为公共秩序，但不同行为类型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危害性差异较大。例如，“方林富炒货案”中，炒货小店因为宣称自己是杭州最好的炒货店而被罚款20万元，过高的起罚点就引发了处罚与危害是否匹配的社会热议。此外，随着竞争法法律责任的加重，执法标准的统一性问题也会更为突出。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其执法机构层级相对较低，在处理新型竞争行为上挑战性较大。

　　竞争法的实体规定有较大不确定性，过于严厉的法律责任可能对正常的市场行为造成抑制。反垄断法除了横向价格垄断协议等少数行为外，大量的行为要根据实际的竞争效果来最终认定是否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同样如此，此次修订可能增加“优势地位”的内容，违反规定将面临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优势地位”的定义并不清晰。尽管“开放结构”是法律规范的共性，但竞争法的不确定性具有系统性，这一特性也使得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更容易被放大。

　　另一方面，竞争法实施的目的是维持和恢复市场的功能。既有的竞争法法律责任虽然涉及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但更多强调对违法企业在经济上的处罚。但在特定的市场结构下，仅通过增加企业实施特定行为的经济成本，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市场功能的问题。对此，需要通过结构性分拆或者强制授权等方式，才能增加市场竞争，真正恢复市场的功能。而对于这些法律责任的类型，目前竞争法的修订中则又很少涉及。

　　综上，竞争法的法律责任需进一步优化，才能更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尤其在创新领域，民营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创新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法律责任设置尤为关键。根据《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3年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78%，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1.88%；平均研发强度3.58%，高于全国研发投入强度0.94个百分点；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2.65万人，比上年增长7.4%。创新需要相对宽松、确定的市场竞争秩序，应充分考虑竞争法的特点来构建更为合理的法律责任体系，从而让竞争法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