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美”诗学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成果。“三美”诗学是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格律诗的优点，结合西方自由体诗歌分行写法而创造出来的融视觉审美和听觉审美于一体的新诗诗学。“三美”诗学为自由体诗提供了形式规范，推动了新诗从“破旧”转向“立新”。探究闻一多“三美”诗学的传统文化内涵与取法路径，对于我们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助推新时代文化创新，具有启发意义。

　　“三美”诗学的基本内涵

　　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7期刊出闻一多《诗的格律》一文，该文明确提出诗歌不能废除格律，诗的实力不仅包括音乐的美、绘画的美，还包括建筑的美。由此，闻一多的“三美”诗学正式诞生。

　　《诗的格律》一文针对的是“诗体大解放”之后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忽视格律甚至诗歌基本节奏的不规范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意象单薄、情感幼稚、忽视音节等诸多弊端，甚至以“皈返自然”的名义反对格式的束缚。针对这些问题，闻一多表示，作诗就像下棋，下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不能废除格律，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定的规则之内出奇制胜，作诗也是如此。针对“皈返自然”一说，闻一多认为，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者居多，必须由艺术来补充。而且，诗之所以能激发感情，完全在于它具有一定的节奏，世上不存在没有节奏的诗。节奏，即格律，包括两个方面：听觉与视觉。

　　音乐美属于听觉方面，包括格式、音尺、平仄和韵脚等。闻一多认为，声和音是文字本身的质素，二者在诗歌中表现为节奏、平仄、韵律、双声、叠韵等。只有负载着情感的语言，即诗的语言，才能呈现它的美。节奏一般又可划分为两种：一是全诗的音节整体地流露出来的自然的节奏；二是诗人依靠格调用拍子组合成的人工的节奏。诗歌的节奏既是诗歌美的一种表达手段，也是诗人表达感情、诱发想象的重要方式。

　　绘画美和建筑美属于视觉方面。绘画美主要指辞藻美及其呈现出来的色彩美。学绘画出身的闻一多发现，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中国人在鉴赏文艺时，至少有一半感官靠眼睛。他认为，文学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建筑美是就诗歌的“空间”而言的，它是指由语词、句式和章节等建构而成的诗歌形体美。闻一多发现，西方诗歌分行的写法与中国古诗有所不同，它可以为形式整饬的格律诗的体式创新提供借鉴。与旧格律诗相比，新诗在内容上是量体裁衣，即依据内容确定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新诗在形式上具备整齐中有参差、参差中见整齐的体式特征。此外，闻一多还将绘画的色彩效果融汇于新诗创作，他利用辞藻背后的色彩形成绘画的斑斓印象，实现新诗形神意的高度统一。

　　“三美”诗学的传统文化取径

　　“三美”诗学的核心在于“新格律化”。“新格律化”不是对旧格律的重复，而是传统文化在新诗中的活化，主要从三路取径。

　　第一路，环境。闻一多认为，中国艺术的特质之一是均齐，律诗、绝句、乐府如是，新诗亦不例外。从根源来看，中国的山川地貌决定了它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又决定了其艺术的基本特质。闻一多推究中华民族的始祖发迹于中原的原因：一是中原地区的山川形势，位置整齐；二是此地气候温和，寒暑中节。二者铸就了中国艺术中庸的文化性格。这里，中庸不是保守或守旧，而是“不偏不倚”，表现在空间上，即均齐。因为人类的种种观念都是从“自然底种种现象中所悟出来的”。先民观察到整齐的现象，诗歌意象便染上了整齐的色彩，这种“整齐”观念也成为哲学、艺术、道德等的理想范式。由环境而生成观念，由观念而形诸意象，构成了“形—意—象”的完整链条。

　　第二路，历史。闻一多评价文学不是将文学孤立地置于一时的环境中，而是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即“在历史里吟味诗”。闻一多认为，诗同一切艺术一样，都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要对文学进行评价，就要“在整个文化中定中国文学之要点”。评价新诗必须将它置于中国诗歌的历史之中。因此，在探索解决新诗的散文化问题时，闻一多一方面将它置于时代的语境中，高度重视时代给予新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将新诗纳于历史的时空，从诗的源头上探索解决方案。闻一多找到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的根本艺术特征——均齐，并阐释了其深层的文化依据，从根本上解决了新诗建筑美的美学根源。

　　第三路，文字。通过文字对“三美”诗学进行理论建构是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巨大创新。凭借绘画者的敏锐感知，闻一多发现中国的象形文字是绘画式的、占空间的，并且大多数文字本身非常整齐，这是造成中国律诗均齐特质的核心要素之一。闻一多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的文字不仅象形，而且单音词多，词的位置也比较固定，一经变动词性即变，“于是形成中国（语）的绝大弹性，与文章的简练”。在文学作品中，“孤立”的单音词加之文字本身的绘画性，就“特别富于装饰意味，如赋、骈文、律诗、楹联”。

　　“诗体的大解放”破除了韵律的束缚，但并不意味着新诗不需要韵律，组织的齐整和音韵的协调是诗歌区别于散文的根本所在。闻一多深知其中关键。他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字的特性，提出了新诗的绘画美和建筑美，使传统诗歌由相对单一的听觉美感向听觉美感和视觉美感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保留了传统诗歌齐整协调的美质的同时，又新生了灵动的特点与绘画的特质。

　　“三美”诗学的时代价值

　　“三美”诗学通过规范形式，融合传统与现代，为中国现代诗歌树立了美学标杆，不仅在新诗发展初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活化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更超越了时代。

　　第一，文化主体性价值。以民族美学回应全球化，避免盲目西化或复古。在“诗体的大解放”之后，面对西方诗歌的全面“侵入”，中国新诗何去何从？闻一多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扎实的律诗研究功底，探索了新诗发展走向这一迫切而重大的问题。“三美”诗学抓住了“均齐”这一诗歌最显著的形式特征，找到了新诗散文化问题的病根所在，探索出了融中西诗学于一体的新型诗歌形态。文明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既能守住文化根脉的“不变”，又能实现表现形式的“万变”。三美诗学正是基于这“变”与“不变”的深层逻辑，以中华文化为本根，以西方诗学为参照，重构民族美学形态，唤醒民族文化认同。

　　第二，认知价值。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立基于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维。除文化主体性价值之外，闻一多“三美”诗学最大的意义即打破了当时“中—西”“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融中与西、新与旧于一体。闻一多高度评价，《女神》不愧为时代的肖子，其精神完全是“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同时又批评它不仅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要解决这个弊端，就要恢复对于旧文学的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在旧基础上建新房屋”，这一说法不仅在20世纪初振聋发聩，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警醒和启迪作用。

　　第三，方法论价值。构建传统要素的现代转化机制。当下，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做好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是时代课题，也是文化使命。时隔百年，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似语境中的“三美”诗学，以节奏为核心，将“环境—文学”“历史—文学”“文字—文学”相关联的经典研究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历史、文字将地域、时代、文化具体而历史地统一了起来，昭示新时代民族文化的创新既要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结合时代与环境，又必须找寻具体的突破点，点面结合，由此才能行以致远。

　　总之，闻一多的“三美”诗学不仅是新诗格律化的里程碑，更揭示了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关系。重审“三美”诗学，其在形式自律中实现自由精神，在文化交融中确立民族主体性之文化自觉追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实为重拾诗歌尊严、活化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