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体现，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和强烈的生态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生态共识，共担生态责任，合力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文学致力于消解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和种种诟病甚至创伤，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命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探究生态文学的价值蕴含，可以更好地阐明其文化意义。

　　以整体主义作为价值基础

　　生态文学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它追问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揭示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生态危机实为“现代性”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的价值危机。作为对现代性弊病的反拨，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以及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都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拓展至自然万物，对自然万物的伦理关怀是生态文学生发的哲学基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则可视为世界生态文学创作的共同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样，生态文学着眼于生命之“共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生态文学作家意识到看似孤立的个体生命其实都是生命之网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基于万物一体观，生态文学主张人类超越自我文化的囚笼，从更为宏大的空间背景来理解生命与生活，主动为共同体成员乃至“他者”的生存与命运承担义务。

　　徐刚的《大地书》从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出发，着眼于山林与人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关系，进而凝练出全人类永续生存和共同发展的题旨要义。姜戎的《狼图腾》中的额仑草原人恪守传统的“草原逻辑”，坚信草原是一整个生态系统，人、狼、草等生命体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由此草原生态得以平衡，繁荣美丽、生生不息。巴里·洛佩兹的《北极梦》揭开了地球之巅的神秘面纱，呈现给读者的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生机盎然的有机整体。在《沙乡年鉴》中，生命不论大小、不分贵贱，全都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合力推动着共同体的运转。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借助共同体的隐喻，形成大地伦理观，将土壤、水、动植物等都纳入伦理观照的范围，并鼓励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即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山中的一切。

　　依照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价值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生态文学作家试图以传统生态智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始终胸怀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立场，坚守“兼爱非攻”的共同体理念，为自然之美丽和生态系统之完整与赓续而写作。

　　以多元对话作为价值实践

　　存在就意味着对话，对话无处不在。只要人类和自然共存，就需要多元对话。对话孕育于平等交流，根植于共同的价值基础，继而打造包容互通的世界秩序，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系性思维是文明对话的逻辑起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着眼于处理全球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和“独白”的道德命令范式。真正的共同体产生于他异性场域，有他者，才会有对话；有差异，才会有互鉴互补。对话可以沟通他者，探寻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而生态文学指涉人类共同问题。伴随社会和自然双重危机的蔓延，主体性思维受到质疑乃至批判，逐渐被主体间性哲学取代，对话、交往成为主流。

　　在生态文学领域，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中心和边缘均变得模糊，责任与担当却愈发凸显，呈现出主体间复杂的关系，主体之间双向奔赴，其路径正是多元对话。迟子建将自然万物纳入书写对象，其置身于大山中、溪流边，与动植物朝夕相处，惺惺相惜，丝毫不觉得孤单，因为对话时刻发生、无处不在。在张炜的《爱的川流不息》中，小獾胡、小猫融融这些小动物已深入“我”的灵魂，与其对话，是人性与本真的深层次碰撞，由此揭示生命万物间千丝万缕的关联。瓦尔登湖及其周遭的一切皆为亨利·梭罗交往的主体，双方始终沉浸在自然生命之网的美妙对话中。汪树东认为，标准化、同质化的生活模式导致人与自然、人与地方的分离与异化。而生态文学正是重建地方感的文学，其地方书写并非区域乌托邦，而是“生态世界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它坚信，人与自然、地方与世界并非界限分明，而是处于持续的互动与交流中。生态文学作家虽落笔于地方，但胸怀世界之故乡，着力表现地方的全球性和全球的地方性，为现代人类提供了观察自然和理解世界的新方式。

　　以和谐共生作为价值理想

　　生态文学鼓励人们回归本真，崇尚“天人合一”，融合生态意识与审美境界，表达万物齐一的和谐理念，追求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帮助人们重获审美感知。

　　胡冬林驻扎在长白山五年多，写出了《山林笔记》，该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呈现长白山林区动植物生态活动以及人与自然多重复杂的关系，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反思、对深层美的追问。李青松的《万物笔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活力，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生命之光、本真之美。在刘先平饱含情感的笔触下，草木、鸟兽、山川皆为可对话的主体，通过心灵的交流，物之性与人之性和谐会通，触发了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使自然变得灵动、人类变得温情，文学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生发。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使读者犹如置身于自然，充分感受自然的生机、和谐与美丽。由此，人类的感官、良知与审美意识被激活、唤醒。李青松曾言，在本质上，生态文学是要找回被现代人丢失的生活本真——和谐与美。而美源于自然，源自人的内心，更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找回本真与和谐之美的同时，生态文学还要唤醒人内在的审美冲动，进而生成并创造美，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

　　作为人类智慧的艺术凝聚，文学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文学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积极参与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生态文学更是如此，它源于世界性问题、聚焦时代性话题，对生态文学价值体系的共同体之维进行深入广泛的探究，有助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底蕴。

　　（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安徽农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