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共同体，无论是从理论源流还是从思想观念上，都可以追溯到欧洲。无论是康德提出的欧洲共同体，甚至包括世界大同的理念，应该说欧洲有着比较丰富的理论阐述，欧洲人在思考共同体概念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基于现实，基于欧洲历史的曲折发展，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形式不同阶段的战争和变革。

　　欧洲所谓的共同体概念，还仅仅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实际上后来部分内容构成了所谓“欧洲中心论”的一些观点，这是因为欧洲认为他们的方案既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是这里面带有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相对狭隘的东西。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要实现这种超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如何找到解决方案，帮助人类文明继续进步，这是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欧洲的这些理论，既有联系，同时也有超越。我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希望它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解决方案，不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能够找到方向、找到希望，还能找到现实的解决路径。

　　尽管各国差异较大，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一个方向，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包括实现的路径。它是基于一种非常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人类的命运为什么能够共同，首先强调的是经济基础，过去这么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在广泛且密切的经济联系。无论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甚至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尽管现在有矛盾，甚至有冲突，但是经济联系是不断的。所以，这样一种相互联系，实际上就构成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在这一基础之上，大家同样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让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还要沟通、还要对话，在外交上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推进。比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是比较困惑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有各种的猜测。作为一种回应，欧洲提出欧亚互联互通，然后又提出升级版的全球门户计划。对此，我们的态度非常开放，无论提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接。

　　西方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总是把防范警惕放在第一位，然后接下来才去想有没有可能合作。笔者觉得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上展现出足够的诚意，真正体现出“和而不同”的这样一种理念，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真正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内涵，以及它持久的魅力。

　　第一我们在观念上要尽量朝着一个方向去思考。同时各国各地区要保持一种日常的、频繁的接触和交流。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彼此隔离的状态，人类社会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人本来就既是思想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这两个属性就决定了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必须保持经常的交流，需要经验互鉴。这里发生的事情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别的国家（地区）也一定有借鉴意义，通过相互沟通和交流来帮助彼此，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就是交流的重要性，避免误判。我们知道，如果两个国家或者地区之间长期处于不交流的状态，就难免会去揣测对方的意图，做一些不必要的联想，这样可能会让双方的关系处于充满矛盾落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有了观念上的交流，有了人文交流，才可能找到更多共同的解决方案。比如，欧洲认为中国的电动车看上去势头很猛。但实际上通过交流，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中国和欧洲现在在电动车领域、绿色能源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这个产品里面，有很多来自欧洲方面的元素，其实大家在这个方面利益是共同的，在利益共同的基础上，只有大家通过频繁的交流，帮助双方去了解我们真正在利益链条上的紧密联系，才能够避免出现误判。

　　另外，通过人文教育科技等交流，实际上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一个坚实的民意基础。我们知道，在政府层面，大家会有很多经济合作的方案，在外交安全层面会有很多对话来增进互信，这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的一些基础和机制。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它定义是在人类，实际上直接对应的是民心、是民意，只有通过长时间机制性的、可持续的民间对话交流、人文对话交流，才能够达到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各方的力量来注入，来共同推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