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以创新为基本动力，以实现产业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产品附加值和产品竞争力等各方面的提升。总的来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就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能转换和生产效率提升方面的协同推进，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首先，通过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实现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其次，通过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发展动能转换。最后，生产效率提升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等方式，实现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发展。

　　国外学者一般使用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或Structural Change来表示产业转型，表明产业转型并不具备方向，因此并非所有产业转型都能够带来产业升级。对于产业升级而言，国内学者一般将其描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但由于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升级。鉴于经济结构服务化所带来的“脱实向虚”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破解，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描述为产业升级已不再适用于我国新发展阶段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要求，也难以反映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发展阶段需要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认真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深度转型升级。产业高端化主要表现为高端产业、先进产业，需要着力构建产业协同创新体系，攻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产业智能化主要表现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的改造升级，并积极培育新兴智能产业。产业绿色化表现为产业可持续发展，以绿色技术推动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创新投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产业融合化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产业间渗透、耦合、重构而使产业边界模糊化的过程，并涌现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因此，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创新平台或中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此外，应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建设市场化运作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心，真正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持续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第二，增强产业人才支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产业发展需要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深度转型升级，需要完善引才、育才、用才和留才机制，增强人才对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采取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放宽人才引进条件和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与合作，实现人才资源跨区域共享。积极培育各类产业人才。面向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布局建设，要注重培养基础性、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重点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并鼓励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产业实践。通过发展壮大各类人才规模，以人才支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第三，加强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新发展阶段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要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一方面，需要创新产业政策设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把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重点（核心）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关系，既要积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重点（核心）产业，也要推动传统产业或一般产业改造升级；要处理好全国总体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关系、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产业发展结构的关系，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国内产业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总结历史产业政策的实践经验，调整产业政策的内容和重点，加强产业政策的功能性。此外，还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强化政策稳定性与市场主体预期，并发挥好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助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有效性。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把深化改革作为主攻点，解决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问题，强化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当前，制约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问题类型主要包括：一是不同产业或企业的政策待遇问题。如优势产业和弱势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税收优惠、生产要素获取等方面有所不同。二是要素市场存在地区分割问题。部分地区对本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限制，项目招投标、市场主体设立、市场准入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隐性壁垒，制约了产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三是新领域新模式的法律法规、制度标准缺失。如时下爆发式增长的低空经济产业，无人驾驶航空器设备的管理法规、行业标准、监管体系尚未补齐，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的法律主体性未得到有效确立。因此，需要依靠深化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我国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24CJ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应用统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