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成都讯（记者 陆航 通讯员 陈瑜 ）10月19—20日，“郭沫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

　　重视文化创造及其社会实践

　　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提出，在阐释对象与阐释行为之间，郭沫若具有意义和意图的高度统一。郭沫若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学者和革命家，在新诗和话剧创作，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属于“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拥有可阐释的意义世界。郭沫若一生极其重视文化创造及其社会实践，他的文化思想不是空洞的知识和理论，而是有鲜明的丰富自我生命和参与社会实践的事功特点。

　　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之下，很早便自觉地将“民本”思想转化为“人民本位”思想，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中，不断阐述与发展，构成了20世纪我国人民思想发展脉络的重要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渊源、现代转化与时代发展。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提出，郭沫若在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时，论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写作动机是要写人。郭沫若写了众多人物在云谲波诡的时局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打破郭沫若研究的学科壁垒

　　早在1978年，林辰先生就在悼念文章中披露郭沫若曾参与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但郭沫若究竟是如何参与进去的？提出了哪些意见？有多少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正式吸纳？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员李斌在最新发现的冯雪峰致郭沫若信件、不久前披露的几则相关材料及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和相关回忆的基础上，对此做出初步研究。

　　1920年郭沫若与宗白华的通信中首次提出“诗是写出来的”这一影响后世新诗发展的理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海波提出，围绕《三叶集》与郭沫若的《论诗》研究，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虽然形成了重要学术观点，但却往往语焉不详，没有根本上触及新诗及其理论建设的关键部位，如新诗新在何处、“诗的构造”与新诗的关系是什么，“诗是写出来的”与“诗是做出来的”区别何在，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阐释与回答。

　　1957年至1963年间陆续修订出版的《沫若文集》将新社会语言变革的结果加之于文学的作用并呈现在作品中，是郭沫若修订出版《沫若文集》的重要举措之一。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颜同林选择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沫若文集》历史剧的版本演变及其语言形态。在《沫若文集》这一大型旧作修订出版工程中，郭沫若不断告别“旧我”，大量修改旧作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诗歌重色是传统，颜色对（用色彩词相互对举的格式，有艳彩对、淡彩对、黯彩对等）是格律诗常用手法。色彩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传入中国，现代作家对语言色彩感的把握与表现也越来越准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咸立强认为，郭沫若翻译文学语言“侧重色感”的具体表现就是颜色。他研究梳理郭沫若翻译文学语言的色彩感，通过词的选择，以及恰到好处地排列组合，突出显示郭沫若的色彩（包括单色及色彩搭配等）偏好。

　　“郭沫若研究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也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范畴，还是充满时代感的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在理论上提升，在实践中完善。”新当选的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卜宪群提出三点展望，即“关注学术发展前沿动态，打破郭沫若研究的学科壁垒；传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培育郭沫若研究的新人；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构筑郭沫若研究的学术体系。”卜宪群说，“‘郭沫若学’应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关注和构建，今后郭沫若的研究也应该努力构建起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特色鲜明的综合性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郭沫若先生的思想与作品，不仅是对一位文化巨擘的深切缅怀，更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