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出自《大学》，是朱熹的核心话题之一。作为朱熹认识论思想的主体部分，格物说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钱穆语），是“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陈来语），在受到历代学者重视的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追溯这些争议的根源可以发现，对“格物”之“物”的不同理解常被忽视。张东荪、梁漱溟等早就提出中国人历来重视事，而西方人重视物。有鉴于近年来赵汀阳、陈少明、杨国荣等学者重提“事”的哲学观念，以事观之，结合朱熹的相关论述，朱熹格物说以事为核心的理论特征得以彰显。

　　事上教育为前提

　　从为学次第来看，格物是小学之后大学阶段的起始工夫。朱熹一再指出，小学与大学有着不同的任务：“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小学与大学都以“事”为核心，小学是学习如何按规矩做事，大学则要就这些事上探究其背后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十五岁以下童蒙的生活内容远未完全展开，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事不太可能成为他们的生活内容。朱熹所作《小学》就以“明伦”与“敬身”为题围绕童蒙所做之事具体展开，明伦即与他人的交往相处之事，包括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间的相处。敬身涉及与自我有关的身体行为，既包括内在的精神活动，如认知、情感、意志等，还有外在的威仪与衣食活动等。小学即通过具体可行的道德规范教育以养成儒家所提倡的做事方式，这些做事方式是修身成人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对于义理的认知需求也一并增加，同时他所面临的“事”越来越复杂，以事上教育为主的小学也必须发展到强调探求事之理的大学阶段，这就是朱熹所说“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格物、致知即认知的增长，与正心、诚意一起“皆是修身内事”，这为从事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事奠定了主体基础。这就是格物在整个为学过程当中的地位。

　　事为格物对象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常物与事不分。朱熹在解释“格物”时，就直接引用郑玄的注解“物，犹事也”，还讲“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物、事不分的表述习惯是造成后世朱熹格物说被误解的重要原因。而在强调逻辑分析的现代学术语境中，物与事存在显著差异。物指人之外的客观存在，故称外物，是理论学科认知的对象；事则是人之所作所为，是实践学科认知的对象。人正是在不断的大小作为中展现其存在，包括与外物打交道的实践行为、与人打交道的人伦交往和与身心性情相关的内在心事等。如何做好这些事，是儒家的核心关切。在区分物与事的基础上，朱熹所言格物对象是外物还是事，就成为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

　　程颐曾说，“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君臣父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属于伦理学对象，自然物如火、水等属于自然科学对象，它们都被视为应格之物，这样的物必然是广义的。朱熹说得更精准些：“眼前凡所应接底都是物”，眼前应接可以是认识意义上的接触，也可以是实践意义上的改造利用。具体来说，这样的物包括身心性情、人伦日用、天地鬼神与鸟兽草木等，它们都是在“随事遇物”的意义上才成为格物对象。其中，身心性情与心事直接相关，人伦日用对应人际交往活动，天地鬼神与鸟兽草木是人之存在的背景和改造利用的对象。这样的物不能理解为与人毫无关联的自在之物，而是进入人的所作所为中的“事”中之物，因此朱熹也常用“事物”“事事物物”等词指称物。他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这些表述的重心不是物而是事。一念之微是人之内在心事，事事物物当是外在行为、事物，有动有静，而居处饮食言语是日用常行。从根本上讲，事才是格物的对象。

　　内事为先

　　在朱熹看来，事分内外，内事是与自家身心直接相关的内在心事和人伦交往，外事则是与万物直接相关的实践行为。“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内事外事均需理会，去里面理会即在内格物的工夫，去外面理会即在外格物的工夫。在内格物“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在外格物最关心的则是自然物的如何种植和使用等事。“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大小，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体察外在事物的目的，既要寻找一套可以解释万物生成变化之所以然的理性知识，更要在此理性知识基础上形成一种恰当的所当然的待物方式。

　　朱熹特别强调两种工夫应有先后缓急的次第，首先应该关注内事，即先在自家身心性情理会，然后再拓展到外事，在天地万物上穷理。朱熹讲道：“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初学者不可直接存心于天地万物上穷理：“且如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如果没有对与身心直接相关的天理、人伦、圣言和世故有所体察的话，只是在草木器物等外在客观物上进行格物，那就失了根本，好比炒沙欲成饭，自然是失败的。程子称之为“游骑无所归也”。理想的为学是先内后外，内事工夫与外事工夫相互启发促进。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王阳明的格竹实践是不合朱熹要求的。

　　即事观理

　　理本身是形而上之物，人多把道理作一个悬空的物，如佛老总是在空无宏阔处寻理。朱熹早年为学也曾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李侗指点他“理不患其不一，所难分殊耳”，这点成为朱熹日后为学的重要指导。朱熹讲“圣人不令人悬空穷理”，大学之道不曰“穷理”，而谓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实处穷尽，强调求理不能脱离具体实事，应当“遇事接物之间，各须一一去理会始得”。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在具体穷理的方法上，他经常举程伊川的格物之方说，“或读书，或处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诸己，或即人事”；在《大学或问》中也说：“或考之事为之着，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读书、求诸己、人事都属于朱熹所言的内事，处事、古人行事则通常是可以外在考察的外事，事为、念虑、讲论都是人之所为，都属于广义的事的范畴。朱熹强调格物必须在从事这些具体事务的过程中逐一切实考察求索，反对佛老的悬空穷理，具有科学认识的成分，但也与强调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研究有所区别。

　　理解格物还有以物观之和以心观之两种常见思路，最典型的当属王阳明。他从以物观之的角度理解朱熹的格物说，选择外在的竹子作为格物对象。格竹失败后，经过龙场悟道，他意识到向之求理于外物的道路存在方向性的错误，转而采取以心观之的理解。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物只能在心之内，格物即正心，“为善去恶是格物”。然而，事是统合心物、知行的综合性概念，以事观之，朱熹所言格物并非对外物的自然科学式认识，而是基于事上经验基础，探求事之背后原理的活动，外物只是作为事之关联要素才被纳入穷理的视野，事才是格物的真正对象。与其讲朱熹格物说是即物穷理，还不如讲是即事穷理，才更能体现儒学的核心关切。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