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日，我国考古学界的又一位宗师级大家严文明先生驾鹤仙去。作为他的入门弟子，除了无限悲痛外，我还有发自内心的无限怀念和深切感谢。
掌握考古学方法论
初识严文明师是在1964年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中国考古学（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课堂上。当时我们班人手一册他亲自编写的铅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讲义。我们虽已上过一学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但却并不了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乃是考古学课程中最难学的一门。特别是有些同学对新石器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以及各文化中又分化出多种文化类型，觉得难记、难懂，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一时期，考古学界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针对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除了讲课，严师布置我们阅读有关仰韶文化的论著，要求各自写出看法体会，训练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实质上也是让我们参加这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深远学术意义的活动。
这一次关于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以《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发表苏秉琦师《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作为总结。苏秉琦师晚年回忆这篇论文“既为合理考察各种考古学文化找到一条正确途径，即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考古学具体研究方法，更是对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间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大课题，进行系统的动态考察的尝试”。可见，严文明师指导我们这些刚刚接触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年轻学子，参与到这种学术意义深远的活动中去，用心何其良苦！
我当时研读了六篇有关仰韶文化的论文，还做了摘录笔记。大约是因为我在短文中写了“我既没有参加一次仰韶文化发掘，加上理论水平太低，故根本没有权利给仰韶文化提出自己的看法，更不能下结论了”这句话，严师在文后批了“实事求是”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正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应当遵守的底线。总之，严文明师布置的这次作业，使我们对这门新课程产生了初步兴趣，调动了我们对考古学的学习主动性和钻研性，也促使我们关心考古学界的学术动态，努力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
1979 年，我与佟伟华一起被苏秉琦师和严文明师共同招收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严文明师对我们的课程作了新的安排，除了考古学课程继续在本系上外，还作出两项补充：一是到中央民族学院跟随林耀华、金天明两位教授攻读民族学硕士课程。二是在本校即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第四纪地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学习，使我掌握了攻克知识的新“钥匙”，懂得了掌握考古学方法论是考古学发展的根本。我们不仅要重视考古学本身的新成果，还应该善于从相关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成果中吸收营养，这使我们受益无穷。
培养田野调查能力
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田野工作是每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严文明师很重视研究生的田野工作能力培养。1980年11月，严文明师带领我和佟伟华、安家瑶三名研究生及一名进修生严进军到烟台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当我们调查到最后一站大黑山岛北庄遗址时，下起大雪，严文明师冒着风雪带领我们继续调查。当我们在断崖上发现三座新石器时代房屋基址时，他当即决定正式试掘，最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拉开了随后多年连续长岛大黑山史前村落遗址发掘的序幕。这次与严文明师共同生活工作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他工作责任感和严谨治学态度的认识。他的观察视角既广阔又敏锐。在开展胶东考古项目时，严文明师跑遍了胶东各地。在深入调查长岛地区后，他又敏感地发现了大黑山岛北庄遗址，使北庄遗址连续多年发掘成为揭开胶东地区文化面貌的“钥匙”。
在这次长岛之行前的1979年，苏秉琦师就跟严文明师谈到烟台和长岛的情况，说这里既是连接山东和东北的桥梁，又是通向朝鲜和日本的门户，考古工作大有可为。于是，严文明师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榕同去烟台，与烟台地区文化局文物考古干部一起到基层进行考古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正式商定由烟台地区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发掘福山邱家庄和牟平照各庄两处遗址。邱家庄是一处河口型贝丘遗址，一般认为其主要经济为采集业。而严文明师根据发掘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磨谷器，断定这里农业经济较发达。遗址中还有大量猪骨，而养猪要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做基础。照各庄遗址与邱家庄遗址大不相同，这里几乎没有连续的地层，只是一些大小和形状不同的不规则灰坑。遗物的文化面貌十分单纯，容易辨认和准确把握文化特征。遗址发掘了许多类似龙山文化的轮制磨光黑陶，但它们同龙山文化特征并不相同，应晚于龙山文化。严文明师后来在其他几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类遗存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的地层关系。照各庄的碳十四年代也比龙山文化晚，基本上落在夏代范围之内。因这类遗存最早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严文明师建议将这类遗存单列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并建议以首先发现的东岳石遗址命名为岳石文化。这一建议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岳石文化研究成为山东考古的一个热门课题。在邱家庄和照各庄遗址发掘结束后，为了解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山东半岛的关系，严文明师还带领参加考古发掘的本科生到大连、旅顺考察，发现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都受到山东半岛的影响，而在山东半岛则基本上看不到辽东半岛的影响。
1981年秋，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合作发掘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了一批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龙山文化层的红土中，发现稻谷、粟和黍三种农作物共存的情况。严文明师认为，稻作农业最初传入日本的路线开始明朗化了。过去所谓的“中路”说和“南路”说事实证明不太可能，而“北路”说被杨家圈遗址证实是有道理的。严文明师提出了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以这种接力棒的方式将稻作农业传播过去。严文明师将其简称为“北路接力棒”说。后来的朝鲜平壤附近的南京遗址和大连大嘴子遗址都发现了稻谷遗存，从而证实了这一说法。
建立东夷文化谱系
1982年8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山东考古学会共同主持召开了山东史前考古学术讨论会，严文明师根据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对胶东原始文化作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一个文化发展谱系性的见解。他指出：“研究胶东乃至整个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史前考古，不能不涉及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东夷文化的问题。根据历史记载和实物遗存，研究东夷文化的起源、分布、内容和特征，以及它同华夏等族文化的关系，应当成为我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之一。”此后，严文明师除了继续发掘长岛北庄史前村落遗址，还发掘了长岛珍珠河、烟台芝水、乳山小管村和南黄庄遗址，进一步了解了东夷文化的来龙去脉、分布和夷夏两种文化在各地的消长情况。由于胶东考古的重要性和已作出的重大成绩，胶东考古成功入选“七五”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上海大学工作，从此很少再见到严文明师。但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在中国农业发生、发展的研究，及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依然教导着并永远激励着我。
严文明先生不仅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还孜孜不倦地执着于考古教育事业，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的音容笑貌、意味深长的话语已变成永恒的记忆，但他丰硕的道德文章将会薪火相传，像一盏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导引着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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