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王国维为清华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时，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列举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所书卷轴（即今俗称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书籍、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以及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最后说，“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蒙古、新疆进行学术考察，在额济纳发现了大批汉简，在吐鲁番、塔里木盆地、罗布泊等地发现了不少汉语和胡语（回鹘文、龟兹语、梵语、粟特语、摩尼文、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纸质文书和木简。后一项的发现者，正是黄文弼（1893—1966）先生。

　　黄文弼于1915—1918年就读于北大哲学门，毕业后留校，任职于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他参加了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设立的考古学会，协助沈兼士在北大开办古物陈列室。1925年，参加故宫文物清点工作。由此可见他对考古、文物的浓厚兴趣。1927年，黄文弼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此正式步入了新兴的考古学领域，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

　　黄文弼四次到新疆进行考古工作。第一次是1928—1930年，随科考团由内蒙古入疆。1928年4月近下旬，他独领一队至吐鲁番，主要探查了交河城、高昌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葡萄沟等，说“虽未作大规模之发掘，然零星搜集，已满陈四大木箱”。5月中旬西行，至焉耆、库车、拜城、库尔勒、轮台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至9月下旬方从阿克苏返库车。

　　1929年4月1日至5月6日，黄文弼由沙雅出发，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随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经和田、叶城、泽普，渡叶尔羌河，经莎车、英吉莎，至喀什；又沿盆地北缘，由疏勒东行，经伽师、巴楚，9月上旬至阿克苏，经库车、焉耆，于年末返乌鲁木齐。1928年5月至1929年9月，他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察成果集中体现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 

　　1930年2月下旬，他第二次至吐鲁番，以交河故城为中心开展考古工作，对沟北、沟西、沟南墓区进行了发掘。随后至哈拉和卓发掘墓区“发现墓表百三十余方及陶器八百余件”，构成了他于1931年整理出版的《高昌砖集》和1933年出版的《高昌陶集》的主要内容。1928年4月和这次在吐鲁番的考古工作，有不少墓表、陶器之外的收获，构成了他于1954年整理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的主要内容，其中“古籍写本及题记附印本拓本”和“古文书写本附钱币志拓本”为最多。1930年4月5日，他从鲁克沁出发，向西南行，“作罗布淖尔旅行准备”。4月中旬，至罗布淖尔（即罗布泊），工作20余日。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回到北京。

　　1933年10月至1934年11月，黄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随斯文·赫定“绥新公路查勘队”再次前往西北考察。1934年2月抵哈密，后到吐鲁番、焉耆。5月至乌鲁木齐，停留半年，然后到罗布淖尔，8月初返乌鲁木齐。10月下旬离开，返北京。1930年4月和这次的罗布淖尔考察，构成了他1948年整理出版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内容。土垠遗址和土垠汉简的发现，“使罗布泊地区西汉至魏晋前凉时期的历史连为一体”（孟凡人语）。

　　1943—1944年，他受西北大学委托，随“国父实业计划西北考察团”第三次入疆，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伊犁、塔城、阿勒泰一线是他此前未曾涉足的。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他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第四次赴疆，对127处遗址（包含58座古城）进行了调查，并在哈密、焉耆、库车做了发掘工作，成果主要体现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中。遗憾的是，库车以西的阿克苏、喀什、和阗地区的资料未及整理，黄文弼即逝世于史无前例的“艰辛探索”中。他的论著被学界概称为“两集三记”，成为中国学者新疆考古工作的奠基之作，他也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

　　黄文弼的新疆考古收获，包括了简牍、碑志、印章、钱币和纸质写本、印本等。其中，有大量学界通称为“文书”的纸质写本、印本等，有典籍、契约、官方公文；除用汉字书写者外，有近半数是胡语文书，如回鹘文、龟兹语、梵语、粟特语、摩尼文、蒙古文、藏文等，甚至有胡汉对译本。文书涉及的时代，仅吐鲁番发现的文书，跨度即近九百年，最早的纪年文书为384年（白雀元年），最晚是1266年（元至元三年），涵盖了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西州回鹘、察合台汗国、蒙元。发现之地则既有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的吐鲁番、焉耆、拜城、图木舒克，也有南缘（丝路南道）的麻札塔格、若羌等重要绿洲节点。

　　这些文书散见于《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虽多制有图版，但同一图版中又常常放了好几张图，甚至一张图中又分左右，如《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图版六六，有3张图，其中图2又有左右两张残纸，引用、核对极为不便。又如《吐鲁番考古记》图版二之图4，原本是官府文书《状上括浮逃使牒》，时人用这件废弃公文的正面和背面抄写了《孝经》和《历日》，《孝经》的文字在正背两面都有，文字描述颇不易明了。此外，原藏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书有入藏的编号，部分文书后来又划拨给了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些编号与原刊图版的对应关系也亟须加以标识。另据学人的调查，仍有部分文书未曾公布。一些残纸文书购自当地，如《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98页图15—27；据学界研究，已成赝品。我们迫切需要将“黄文弼文书”以“整体面貌”呈现于学界，并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件文书进行更为规范的录文、准确的释读和科学定名的新的整理本。可以说，荣新江、朱玉麒主编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中西书局，2023年版）正是因应这样的学术需要而整理出版的一部书。

　　黄文弼先生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他的“两集三记”即《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和《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是中国学者新疆考古工作的奠基之作。经过全新整理的“黄文弼文书”，一定能推动方兴未艾的丝绸之路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