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清之际，谈诗论文者就开始使用“前七子”“后七子”的说法，这种并称实已包含了二者前后相承、性质相似、主张相近等附属意涵。现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又将二者视为明中叶“复古派”或“格调派”的代表，从而形成了一个标签化的专有名词，“标签”的内容包括主张“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在形式上模拟古人，反台阁体、反理学等。至于二者的差别，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前七子”多北方人、“后七子”多南方人，或前者长于古体、后者普遍更精于近体，但相较于二者并称所形成的标签化印象，这些差别似乎微不足道。其实，二者在文学活动、文学主张、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看清这些差别，或许会改变文学史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前后七子”的基本认知。

　　是不是文学集团

　　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起，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宗臣、梁有誉、谢榛在京师结社，频繁举行诗唱和活动，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文学团体。嘉靖三十一年，梁有誉因病告归，为“纪一时交游之谊”，他们请画家绘“六子图”，李攀龙倡导大家作《五子诗》。这是很有仪式感的结盟行为，尽管谢榛态度不够积极，且很快离开了北京，后来又被诗社除名，但吴国伦加入，由此“五子”“七子”之名声大噪。特别是到万历时期，“嘉隆七子”（或曰“嘉靖七子”）之名获得了广泛传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后七子”。

　　尽管“七”之数目是被选择的结果，吴国伦与梁有誉、谢榛也未曾共同集会，但除谢榛外，其他诸子都有很强的结盟意识。他们共同推戴李攀龙为领袖，在往来书信中相互交心输款，谈论并强化相互之间的结盟行为，形成了有一定排外性的亲密关系，因而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结盟的文学集团。

　　相比之下，“前七子”则没有这种群体性的聚合关系。李梦阳是他们之中的灵魂人物，他常引用《周易·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来表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期待，看似具有较强的结盟意识，实际上他更重视的是气谊相投。当徐祯卿表明愿意如皮日休和陆龟蒙那样，与他建立此唱彼和的文学关系时，他却严正地拒绝了，并且提醒对方要重视诗唱和本该具有的化感人心的力量，警惕陷入以技艺为诗的陷阱。李梦阳把何景明、康海视为“赤心朋友”，却并未相互标榜去争夺文坛声名。当李、何论文意见不合时，便各执己见而互不相下，而不像王世贞对待李攀龙那样，“推之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

　　弘治年间，非但翰林官员以诗文擅长，郎署文官也多“好文”，此唱彼和，形成了热衷诗唱和的风气，李梦阳等七人都处在这种风气之中，相互之间却并未结成“社”或“盟”的组织。二十多年后，康海为王九思文集作序，回忆弘治文坛盛况，提出“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说自己“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也只是说这七人在当时是文坛上的佼佼者，而并未说彼此之间存在结社关系。后来被称作“四杰”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相较于他们各自参加的与其他友朋一起的诗唱和活动，也并无明显的特殊关系。

　　是否以诗文复古为人生最高目标

　　“后七子”追求以诗文“策名艺苑”，目标非常明确，寻求可行之途径，决意近法李梦阳、何景明，模仿古人作品的体格声调，以期实现诗文之“复古”。他们结社之时谈诗论文、此唱彼和，深信用功于诗文可使人不朽。谢榛作为以诗谋生的山人，之所以骤然得到李攀龙等年轻进士的一致推崇和倾心结纳，除因为他貌似豪侠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精于诗学，与“五子”耽于诗作的好尚不谋而合。他们对诗歌艺术精益求精，尤其对声律、对偶之美要求更高的近体诗钻研尤深。

　　而在“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的心目中，诗文艺术所占的地位要次要得多。他们热心建言献策，自信有安邦治国之策，言辞慷慨，被目为“国士”。他们都擅长诗文，对自我的期待却绝不止于“诗人”和“文士”。他们也重视诗文的价值，但主要是期望能像三代盛世那样，让诗文在政治教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史》把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显然不合事实，学界早已纠正其说，认为应该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其实，“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是王九思在为康海撰写的神道碑中所记康海的话，可这并不符合康海的思想，因为这种说法实际包含着以诗文复古为人生最高事业目标的意思，而康海是重事功而轻文章的。用它来概括“后七子”的主张似乎更合适。王九思是“前七子”中最重文学的一位，又以老寿之年活到嘉靖中期，“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之说，实际是兼采前贤之说，把康海对于《史记》和李梦阳对于杜诗的喜好稍加扩展，又融入了他自己重文的态度，概括总结出来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恰与即将兴起的“后七子”观念合拍，由此正可见出文学思想的巨轮在缓慢转向，由重政教之用朝着重体格声调等内部规律的方向发展。

　　是否“反台阁体”

　　除王九思外，“前七子”其他成员都没有明确批评过台阁体和李东阳的诗风，包括与王九思关系最好的康海也是如此，在《对山集》中，我们找不到康海直接批评台阁体和李东阳诗文的材料。王九思为康海写的神道碑引用他的话说：“本朝诗文，自成化以来，在馆阁者倡为浮靡流丽之作，海内翕然宗之，文气大坏。”矛头显然指向李东阳，但这严格说来只能视为王九思本人的意见，他在不经意间篡改了康海的意思。李梦阳在赠给徐祯卿的诗中曾说：“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人文之盛兼寓祝望焉耳》）对台阁体及其代表作家杨士奇，以及后来的台阁体领袖李东阳都赞誉有加。但王九思的说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了后来文学史关于李东阳与复古派关系的叙述模式。

　　这是文学史关于“前七子”反对台阁体这一普遍看法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实，“前七子”从未有人反对过永乐、宣德时期的“台阁体”，王九思所针对的也只是李东阳及其影响下的台阁文风。当然也必须承认，到正德、嘉靖年间，李东阳的文风在李梦阳等人的心目中不再有往日那样高的地位，但却不能说李梦阳等人“反台阁体”。

　　“后七子”评价诗文以体格声调为先。王世贞所著《明诗评》《艺苑卮言》对永乐、宣德时期浅显流便的“台阁体”评价很低，并且把李东阳视为“台阁体”之流脉，对他影响下的友人、门生也都极尽轻诋，而对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之诗推崇备至。轩轾之间，明显表达出两派对立的看法。《艺苑卮言》又勾勒明代文章的发展说：“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这就用近乎客观的、叙述的笔调，说李梦阳走了一条与台阁体不同的道路。

　　是否“反理学”

　　说“前后七子”反理学，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论断。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都与理学渊源颇深。李梦阳尊崇程朱，倡忠孝节义，他晚年所撰《空同子》有较强的卫道意识。康海的殿试《廷对策》明显以理学思想为底色。何景明后期任陕西提学副使，以“经术世务”教关中士。王廷相在儒学的发展中承继“关学”重“气”之传统，走出了重视“实学”的道路，其所撰《雅述》被《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儒家类。今人抓住李梦阳谈诗论文的只言片语，如《缶音序》说的“宋人主理不主调”，《空同子》所说的“宋儒兴古之文废矣”等，由此认为他反理学。这些话只能表明李梦阳有意维护诗文的体裁特征，与观念上是否反理学还是两回事。

　　较早认为康海、李梦阳等人离经叛道（反理学）的是薛应旂等人，他们觉得康海、李梦阳都过于推崇《史记》《汉书》，对史志之学太过重视，就显得对经学重视不够。与他们态度不同的是，李攀龙《送王元美序》则赞美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而批评王慎中、唐顺之“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后七子”所面对的文坛“对立面”，首先就是“晋江毗陵”（即王慎中、唐顺之）门下受心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诗人群，要从他们手中争夺诗坛话语权，须以先秦两汉文、汉魏盛唐诗为精神食粮。出于诗文辨体的需要，他们对理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拒斥态度。李梦阳、何景明文集中引用儒家经典随处可见，而李攀龙、王世贞的文集中则少得多。王世贞还进一步发展了康海、李梦阳重史志的倾向，把史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终身事业。“后七子”近于狂狷的文化人格与理学所提倡的“克己复礼”、温良恭俭的人生态度形成了较大反差。

　　综上所述，“前七子”“后七子”都是被人赋予的称谓，但“后七子”名实比较符合，而“前七子”则仅仅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七位个体。“前后七子”概念所包含的附属意涵，包括他们都以诗文复古为人生最高目标，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都反对台阁体、反对理学等，实际上更符合“后七子”的特点，而验之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等人，大都不太相符。这个标签化概念的形成，可以说是明清之际的评论家按照“后七子”的样貌，想象和塑造了“前七子”的概念。在“前后七子”概念的影响下，文学爱好者早已习惯于把“后七子”视为“前七子”的追随者、继承者，而实际情况却是后者并非前者的“延长线”，而恰恰相反，“前七子”乃是以“后七子”为模板“打造”而成。对于人所共知的文学史叙述而言，这样的认知或许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