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极右翼”在欧美社会十分盛行。然而，即便在西方语境中，“极右翼”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同时涵盖了两组内涵不断变动的比较性概念：从左右分野的角度而言，“右翼”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从极端或温和的角度而言，“极端”的内涵与边界也往往因时因地而异。这一概念界定的更大难处在于，“极右翼”往往来自外部给定，且常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等负面概念并列提及。因此，很少有人或政治派别会以“极右翼”自居，而在政治辩论中给对手贴上“极右翼”的标签，不仅是描述其政治观点，更多的是带有轻蔑和谴责意味。

　　“极端主义”的对抗性底色

　　更准确地说，极右翼应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极右翼之所以与同时期“中右”或“温和右派”存在政治诉求、行动方式、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其根本在于“极端主义”赋予极右翼强烈对抗性的本质特征。

　　作为一个相对概念，“极端主义”是相对于“多元”和“开放”而言的。换言之，个体或群体只有在接受了极端主义之后，才真正关上了理性审视的大门。因为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所有问题因此只能有一种解决方式。这种偏狭和自以为是产生强烈的对抗性，与不同时期的右翼主张相结合，体现为一部“不停寻找敌人、寻找不同敌人”的极右翼演进史。一般认为，极右翼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在此后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极右翼基于封闭极端的文化、种族、政治、地域价值观，对一系列群体表达过敌意。这些群体包括非白人种族和移民、政府、政治家、主流媒体、左翼活动家、女性主义者等。

　　“极端主义”底色带来的极右翼强烈对抗性特征，具有显著的政治解构与社会暴力实践指向性。在20世纪上半叶，极右翼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为代表性意识形态，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掌握政权，在政治层面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社会层面推行种族主义。20世纪50年代至后冷战初期，反对左翼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右翼运动在西方世界复苏，最典型的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欧洲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军事干预和镇压人权和民主。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西方本土恐怖主义爆发性增长与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极右翼在西方世界再次崛起。当前，其政治解构与社会暴力实践指向具体体现为：在政治层面，极右翼政治势力与民粹主义的当代结合，成为塑造西方政治未来图景的最不可控变量；在社会层面，极端仇外情绪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互刺激，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正在显现。

　　“认同危机”驱动因素

　　极右翼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危机紧密相连，可以理解为在国家危机转型过程中试图重塑前进方向的一种极端反弹或回应。西方存在着一种政治传统，即在国家内外危机比较严重、困难较多时去寻求一些更右翼、更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一战二战前夕，这种“向右看”的倾向带来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兴起的灾难性后果。现在再度出现泛西方的极右翼复兴，一定程度上表明欧美社会并没有脱离自身的政治逻辑和惯性。

　　深层次而言，可以从社会变化所引发的不安全感角度理解极右翼的“认同危机”驱动因素。近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空前动荡，其社会内部原本并不牢固的团结精神屡遭重创，频发的时代性内外安全挑战通过影响西方当代认同，构成了决定极右翼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基于“制度认同危机”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当前，西方极右翼发展最突出表现是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动员方式，主要是因为现有体制未能有效应对“不安全”带来的制度性认同危机。近年来，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入欧洲，美国同时期本土恐怖主义事件频发，欧美各国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低效、民众不断强化的“不安全”感，构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现实基础。而伴随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当前极右翼“政治化”的主导形态，民粹主义的情绪化、短视化、碎片化、极端化，加上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开放、封闭保守的特质，正在不断塑造着欧洲的政治图景。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重塑西方政治生态，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

　　第二，基于“文化认同危机”的极端主义恶性循环。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引发的暴力恐怖袭击，显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西方本土社会的右翼极端主义呈现出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同时刺激了社会极右排外情绪的发酵升温，构成了当前极右翼力量不断增强的社会基础。不断激化的社会极端情绪不仅不利于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的解决，甚至会演化成为一个独立的解构性力量，冲击既有的主流温和声音。

　　“主流政治化”短期发展态势

　　从短期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中制度与文化两方面的认同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必将刺激极右翼政治解构与社会暴力不断升温，甚至外溢到主流政治领域。西方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裹挟不断高涨的“民意”进入主流政治，带动主流政治朝极右方向发展。

　　当前，欧美极右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极右翼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往往自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政党的直系传人。二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它们不仅没有试图颠覆既有的民主选举制度，反而在主动参与各级政党选举。在过去十余年的发展中，前一种极右翼影响力不断下降，后一种发展态势不断加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崛起，并不完全意味着政治光谱左右差距的拉大。事实上，极右翼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传统左右的区分、温和与极端的界限均已经越来越模糊。

　　其一，从过去十余年欧美社会的数次重要国家与地区选举中可以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极端主义政党或选举人的选举口号正在寻求与主流政治关切相结合。其突出体现为，与前几年相比，极右翼政党在继续强调极端诉求的同时，一方面强调兼顾，主动涉足传统意义上不属于极右翼的议题；另一方面强调包装，原本传统上属于偏左政治议题的身份政治、气候变化、本土文化保护等话题，被用来包装末日论、种族歧视与隔离等极右主张。在传统左翼和中间力量当代衰落的情况下，极右翼通过民粹主义形式，相当程度上获取了这一部分民众的支持，由此也被多次证明，这是极右翼政党进入主流政治的有效途径。

　　其二，传统主流政党也开始部分地吸收极端主义诉求。一方面是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一些传统上不会进入欧美选举的极端或保守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选举辩论过程。另一方面，诸如“大置换”“犹太世界秩序”之类的阴谋论，经过网络平台传播并与白人至上主义传统结合后，已经被传统中右翼所采纳，成为选举的常用话术。

　　极右翼的“主流政治化”发展趋势，在欧美社会的表现形式存在一定差异。在美国表现为共和党或民主党内部的反建制运动，在欧洲则表现为传统或新兴的边缘极右翼政党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由于欧美之间在政治体制、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相似性，极右翼的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了跨大西洋的同频共振。2024年是西方关键大选年，极右翼将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更多席位、在美国大选中获得更多曝光率，这已基本不存在异议。未来是极右翼牵引主流政治不断趋于极端保守化，还是主流政治实现对于极右翼政治势力的体制化吸纳，将极大塑造一段时期内西方政治的发展图景。但至少从极右翼的“认同危机”驱动因素来看，只要西方眼前的内外危机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欧美社会日趋保守的政治倾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