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日益成为民众的核心关注之一。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在业已取得较多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如老龄化、照料服务供不应求、公立医院改革、民众健康素养不足等挑战。这需要多个学科的共同研究。医学社会学在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民众的健康与患病行为、掌握该领域的规律并为制定相关政策建言献策方面，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正处于勃兴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自觉站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对既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反思，并提出更高标准的研究愿景。

　　社会学是一门西方舶来的现代学科，因此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其核心是理论与经验的关系。笔者以为，一方面，我们需充分意识到源自西方的概念与理论的“适用边界”。例如，“病人角色”作为医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不但对于理解病人的所思所为大有裨益，而且也为考察医患关系、理解医疗职业的观念与行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框架。但这一概念不能简单搬用，因为其根植于北美白人新教徒中产阶级的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而在家本位伦理仍占主导的中国社会，疾病事件通常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展开。因此，应对概念与理论的根植性进行系统性反思。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积极拓宽研究的经验对象范围。例如，医患两方虽构成了医疗领域中各种关系的主轴，但相较于对患方的大量关注，社会学对医方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更多开展对“医”的研究是对当下这种“缺憾”的部分回应。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医”也应该做更为广义与“立体”的理解。事实上，医不但指医生群体，而且也包括大批的辅助医学职业，例如护士、检验科医生、医务社会工作者、医院管理人员、护工、职业陪诊员等，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庞杂的医疗服务队伍，共同支撑着医院和医疗体系的运行。各个职业之间如何开展“职业管辖权”之争，如何分工合作以共同完成医疗照护，这是我们应该探寻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出现了“历史转向”，许多学者都论述了历史之于社会学的重要性。笔者理解，这里的“历史”至少包含三种基本含义。首先，这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之事。作为社会学者，不能只关注当下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将社会发展的“前世”留给历史学家。其次，历史还是一种“历史视角”，这种视角可以提供对历史与当下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变化过程的独特理解，不过其前提是对历史的“整体性理解”，而非简单地筛选某些历史因素作为工具性的证据材料来做出解释。最后，历史还意味着一种“历史感”，我们不妨称之为研究者的“历史自觉”。正如肖瑛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学者都能在面对当下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某些历史的感触，从而进一步丰富经验感，即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之下，实现历史感在社会学中的渗透，才是‘历史转向’的真正目的。唯其如此，社会学研究才不会纠缠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下主义氛围，而自觉地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来展开对问题富有实质意义的分析。”

　　那么，如何在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实践以上这些主张？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需积极借鉴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如杜丽红对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创立过程的研究和对东北大鼠疫以及防疫体系形成的研究、尹倩与何小莲对近代上海医师群体的研究、马金生对近代医疗纠纷的研究、苏精对早期西医来华的研究等，为我们加深对现实的理解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材料、视角、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拓宽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进而开展有关医疗、疾病与健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对相关历史的讨论，在我们理解中国人求医问药的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整体的医疗文化时不可或缺。

　　医学社会学有“医学中的社会学”（sociology in medicine）和“医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edicine）之分。前者侧重研究与某种特定的健康问题相关的社会因素；后者的研究重点则是在医疗相关情境中所出现的诸如组织、角色关系、职业工作、规范、价值观等社会过程。

　　我国的“医学的社会学”研究在最近十几年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对“医学的社会学”再做进一步的区分：以医疗为“对象”和以医疗为“切口”的社会学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将医疗当作研究对象，而且也可以医疗为“切口”，来探索和“管窥”更为一般性的社会规律。超越具体的经验案例和事实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项基本任务。当下多数研究仍是以医疗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即应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探析与疾病、医疗、健康等相关的现象，发现该领域的机制与规律，为制定相关政策、改善人类健康福祉提供参考和作出贡献，而以医疗为切口且力图将观点和结论超出医疗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尚不多见。

　　以对患病行为的考察为例。对患病行为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对中国人求医问药的行为逻辑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对患病行为尤其是重大疾病事件的考察，亦可探究中国家庭的韧性与生活政治。因为大病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改变了家庭内部原本充斥柴米油盐的平静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亲属关系、经济资源、照料安排等都可能因此需重新调整。这就有了“事件化”的效果，能够将家庭“激活”，更便于我们观察。相较于过去多从婚姻、情感、抚育、赡养等“切口”对家庭进行研究，疾病和医疗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家庭问题的可能。

　　那么，如何实践以医疗为“切口”的社会学研究？笔者认为有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其一是明晰的社会学问题意识。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需注重从古典社会学那里挖掘明晰的社会学问题意识，由此，不但可以考察现代性条件下的疾病、医疗与健康现象，也可以“反过来”从这些现象出发，探索现代社会的深层特征与运行逻辑。其二是强烈的社会学方法自觉。在对疾病、医疗与健康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我们不但应该剖析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而且也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现象何以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其是否折射出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与运行机制。其三是积极的多领域和多学科交叉。这不但是指医疗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学的跨学科交叉，也是指社会学内部不同分支领域之间的交叉，即积极思考医疗现象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与回应特定分支领域的基本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