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近期出版的《中国史学的考析与评判》一书展示了作者十余年来的学术史研究所得，体现了作者奋勉求索开拓新境的治学精神，给人以诸多启发，诚所谓“总计文章老更成，立言长使世俗惊”。

　　观念独到融通。作者专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这一学科是其多年持续思考的主要问题，并以系列文章的形式进行了探讨。《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通过对中西史学做贯通性宏观比较，指出区分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中国史学的理论优势，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应打破西方史学套路，建设中国自主的史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史学本体论，探讨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发展有无规律等根本性问题；二是史学认识论，这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是史学界在求真求是理念下共同进行的史学学术实践；三是史学方法论，不能仅谈研究历史的具体技能，必须将治史方法概括、提升至理论层面，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系统与层次的分析方法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显然，作者借鉴了学界已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分法，但体系性的宏观整体思考则独具匠心。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构筑中国史学史的学术高地》等文章，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三大任务、八项内容；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撰史求真准则与史学致用观念之间的矛盾，二者对立统一并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之中；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也是其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打开眼界，加强中西史学交流与比较的探索；史学史研究应发挥其学术穿透力，跨出专业范围审视一般的历史研究，成为一个学术高地；等等，都已形成作者独到的史学史学科建设观念。

　　考析评判新见迭出。本书考析深微，评判精到。如考析中国史学产生的具体时间；考证《越绝书》成书的具体年代；考论《左传》《国语》被汉代刘歆窜乱的事实；揭示康熙帝与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乃是温情掩盖下的政治博弈；考察清朝《四库全书》馆隐没明代《历代通鉴辑览》的阴暗动机与拙劣手段；考析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有组织性的作为等，均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至于评判精到，如批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揭示张荫麟以默证法对顾颉刚的诘难，论雷海宗文化形态学说存在的问题，以及指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体制和日本很早就形成统一国家意识都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评判近代中日两国在古史研讨上受到政治扰动是很不合理的现象，等等，均为首发独创，对相关研究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具有推进意义。

　　在考析与评判之中，作者自觉将具体探讨升华为理论认识，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思想认识。如作者以全面发展的观点融通中西史学，提出原发性史学产生需要有三项基本社会条件的论断；指出史学认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解析中国古代政治历史观的“三联套”特色；认为传统的“以史为鉴”观念不适应当代中国；提出鉴定与整理新发现历史文献的四项学术规范；强调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必须将不同侧面的史实不加隐瞒地予以叙述，不能剥夺群众对完整历史的知情权；提出在人类相互影响和文化联系中，不应强调内因和外因的分别，文化影响力的大小才是值得考察的因素。

　　方法开示门径。各篇富有浓郁方法论性质的内容使该书成为一部深刻的史学方法论著作，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可以将此书作为学术研究的门径与指导。

　　如关于《世本》的成书年代，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说明真实状况，首先必须在研究方法上纠正偏谬不实的做法。为此，作者提出四条基本理念。众所周知，中国传世文献中并非仅有《世本》存在这一问题，因此作者提出的理念也就具有可推广的一般性、普遍性价值，对于考察同类问题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

　　默证法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但不可随意使用。作者以逐层深入、剥蕉至心的方式，从四个方面对运用默证法的规范进行了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为正确使用默证法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发扬默证法整体考察问题的逻辑思路具有阐幽发微之功。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学界几乎将其视为公理性的方法论。作者层层剖析，指出其不过是以新出文字材料印证原有文字材料，实则应以求真求是的客观态度对待新出史料，“能够印证原有史料和结论者，固当印证之，而若可以否定原有材料和结论，亦当予以否定之”。这些论述，对于准确研判“二重证据法”具有启示和警醒作用。

　　在评价雷海宗学术时，作者提出“学术功力是否深厚、逻辑理路是否缜密、治史态度是否客观、论点论据是否确凿”四条考察标准，也为读者提供了反思前人学术实践的鲜明例证。

　　那么，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路数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在另一部著作《史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后记”中，作者指出：“凡欲治学，读书获知须博，深思研讨宜专，选取一方沃土，坚守开拓，精耕细作，即可取得系列性的丰硕成果。”至于“史学研究的理路，一是史实的考证，二是运用理论思维的阐释和评论。精于其中一种就能够业绩优良，卓然自立，二者兼通更为理想。……本人治学初始，就自觉地在历史考证和理论思维两方面多所致力”。

　　在本书末篇，作者再次总结归纳自己的治学心得：一是坚守学术目标，不过多改变研究方向。二是重视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和改进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辩证法，“辩证思维方法始终是我研究史学问题的利器”。三是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不能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断片式样。

　　显然，这些总结明晰地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本书既是对其治学原则的实践与检验，也完整展现了研究的理路：理论思维正确，方法运用得当，专业知识系统，恒心坚守开拓，深入精耕细作，即可达到比较理想的研究境界。

　　当然，该书还存在一些可议之处。例如，章学诚晚年曾花费很大精力的《史籍考》一书，是否如作者所说首先出于“周震荣倡修”，由于资料零散且时间线索不太清晰，值得进一步探索。对中日两国官方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研究，篇幅相对较小，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能获得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一文共四节，其中第四节标题相对于全篇名称来说，似可进一步推敲；另外作者的个别表述，如称“对于这种大胆得不知深浅的人们，可发给一张‘愚不可及’的奖状”，容易让人产生调侃戏谑之嫌，是否适合严谨严肃的学术论文，或也值得考虑。

　　（作者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