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划分一直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包括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内涵与其成长的经验土壤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比较政治学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议题涉及多国时，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不仅源于政治学家在命名政治学各学科之时本就存在混淆和重叠，还源于各个学科之间的研究领域和命题存在交叉。因此，比较政治学者需要通过重新认识比较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学科的内涵交叉，重新厘定标准，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确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范畴。

　　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学

　　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情况来看，可以发现议题的重叠并不仅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各分支学科都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这些学科的内容不仅相互交叉和重叠，甚至学科内容本身的界定和划分也存在争议。以政治学理论为例，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它往往不是以纯粹的理论研究形式出现，通常需要通过对政治实践的解释、说明和预测来验证其理论性。在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案例或对特定国家的研究是国家理论或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基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构建过程，国家不容置疑地成为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两个分支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尽管侧重有所不同。

　　如果简单将政治学理论视为纯理论性领域，而将比较政治学视为基于经验的研究领域，这一分类方法不仅面临上述界限划分上的挑战，而且将极大削弱学科分支划分的实际意义。因为学科分类本质上是人为类型学，是一种认识事物的工具，并不会改变政治和社会现实，所以既不应过于细分，也不应太过笼统。在学科分类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界限在理想状态下似乎很清晰，但在两者的交汇点上，界限可能变得模糊。例如，政治哲学与经验之间的界限较为明确，但在某些次级理论上，如国家理论与经验性的国家研究、政党理论与政治实践、民主理论与民主化过程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楚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要性。

　　政治学理论在经验基础维度上不仅包括国家这种稳定的经验案例研究，而且在抽象的“形而上”层面也与哲学有所重合，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学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划出两个不同学科的界限是可能的，即政治哲学表现出更多的理论抽象的特质，而政治学理论则有更多的经验理论的特质。但在实践层面，由于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内涵存在交叉性，两者并未得到明确划分。因为社会现象和知识本来就没有边界，边界和学科是为了方便传递和延续知识而人为进行的归类。在知识形成的基本逻辑上，所有的经验研究都渗透着理论性，而所有的理论都渗透着经验性，只不过是如何看待和划分它们之间的边界罢了。

　　政治学理论作为政治学的基础分支，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如国际政治和本国政治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交叉和互动。这表现在各分支学科与政治学理论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政治学理论和政治议题构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学理论”更多关注理论，而其他分支学科更多关注相关议题。例如，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理论，通常被纳入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而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则更多被视为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同样地，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理论模型属于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对不同政党类型的比较研究则被归类于比较政治学。对国家概念和政治制度的理论探讨属于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对具体政体类型如威权主义体制、军事政体的分析则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这种分类方式虽然基本且普遍，却也暴露了明显的界限划分难题。在政治学各分支间，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且流动的。这种界限模糊的分类方式，既是一种挑战，也为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学科交叉的合作机会。

　　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之间的重叠与融合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基欧汉在其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深入剖析了国际因素，特别是国际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亨廷顿认为国际因素对国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变迁有重要影响，进而谈到了这两个分支学科的整合问题。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不仅探讨了世界各大文明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分析了主要文明及国家载体内部的变化，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议题的交叉性。

　　不仅在议题上，而且在理论和方法等核心要素上，也有更多学者在试图用同一种理论或方法将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例如，理性选择理论最初被用于解释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中的投票行为和利益博弈的理论模型，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解读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博弈。以英国脱欧为例，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英国内部政治党派间的策略博弈，也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在此过程中，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以解释各方如何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决策。再如，国家间建立联盟关系所需要的利益基础也成为国际政治中应用理性主义理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关注的重要问题。此外，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为解释政治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近年来也被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

　　必须认识到，尽管政治学理论侧重于理论框架的构建、国际政治着眼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比较政治学强调跨国家的比较分析，但它们均无法完全独立于国别政治的具体实践和案例研究。实际上，国别政治作为这些学科的核心支撑，促使各分支学科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这种交叉和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常态，反映了学科间互动和渗透的必然性。正是这种相互依存与互动，构成了各个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各分支学科在研究议题、理论与实践、方法论与本体论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融和重叠，它们的基本特性和内涵仍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研究范畴和焦点上，还表现在分析方法和理论途径上。因此，尽管学科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对它们进行明确划分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这种划分有助于维持学科的独特性，同时也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允许学者们在保留各自学科特色的同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角。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