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可以从产业方向、动力机制、组织模式、发展效果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剖析。从产业方向来看，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空深海、通用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从动力机制来看，新质生产力涵盖的这些前沿领域和产业方向，都是由技术层面的革命性突破催生的，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组织模式来看，由技术革命催生的新质生产力，不仅会因革命性突破而衍生出各种新产品、新服务乃至新产业，更将带来生产经营运行模式的重构，无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都将在组织架构层面适应技术革命的要求进行重塑。从发展效果来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必然在发展上呈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并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数字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在产业方向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既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化），也是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运行的物质技术基础，更是我国最早布局的七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动力机制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信息通信细分领域革命性突破的产物，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事实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分析的成本，并不断向边际成本为零逼近，进而在有效信息供给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助力。在组织模式上，信息通信技术全方位、革命性的进步能够大幅降低数据处理成本的同时，也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微观主体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必然会最大限度地使用数据要素，由此带来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重构。这也是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内在机制。在发展效果上，由于数据要素的广泛使用，经济社会运行各环节间的连接更为顺畅，信息不对称得到最大限度消除，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广泛提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述四方面的契合表明，数字经济理应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趋势，我国加快推动要素和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先后出台“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重要部署。在强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有机结合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21年，全国行政村4G以上基站和光纤的覆盖率双双超过99%，无论是覆盖率还是技术水平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企业方面，我国先后涌现出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据笔者测算，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23.4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9.41%。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积极贡献者。

　　当然，面对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突出表现在集成电路领域，包括5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GPU算力芯片以及集成电路制造上游的原材料、高端装备方面。其次，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相关基础制度亟待加快完善。尽管我国在数据要素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比如，明确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等并列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先后发布了“数据二十条”、《“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重要文件，但在数据流通交易、收益分配、跨境流动等方面还缺乏有效规范。最后，2022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通用人工智能（AGI）加速演进迭代，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格局。一方面，AIGC、AGI加快商业化应用带来巨大的算力需求，将引致上游算力芯片、数据相关产业加速成长，同时也会强化先发企业及其国家的产业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开源）AIGC大模型经过垂直领域知识训练而成的行业大模型，正在对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颠覆性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组织模式及竞争格局。此外，AGI技术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研发效率，在加速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将扩大相关国家的科技领先优势。

　　切实发挥数字经济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作用，须从战略布局、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积极应对上述挑战。一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着眼既有（相对）优势，多点布局锻长板，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抢抓机遇、形成均势。二是围绕数据交易流通、公共数据开发、跨境数据流动等加快出台相关制度，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三是着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吸引顶尖人才、强化模型应用等方面加快机制创新，着力构建产学研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