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和适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实践的行动指南，更是中国为参与全球治理而贡献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

　　19世纪是整体性世界形成阶段的末期，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地区都已经或者开始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欧洲为中心的大西洋体系已相当成熟。在整体性世界史视域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上形成了以自然观为海洋哲学属性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海洋观。海洋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自然属性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类开始和海洋接触，展开实践活动时，海洋被赋予社会属性，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应遵循海洋本身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海洋观是对海洋的尊重与保护，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具体呈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中写道：“海战的性质则排除了这种界限，因为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立国主权之下的。”马克思认为，海洋是全人类的海洋。事实亦如此，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能源等各方面的资源；海洋是地球生命系统得以维持的“净化器”；海洋“联通了世界”，自大航海及工业革命后，海洋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往来的纽带。这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客观存在的依据。

　　海洋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马克思曾经以世界中心的坐标来判断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时代：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和太平洋时代。推动三个时代交替的国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无论是15世纪推动地中海时代向大西洋时代过渡的意大利，还是19世纪初期推动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迈出最初脚步的美国，都借助于良好的海洋区位优势为其经济发展赢得了空间，且政府非常重视海洋，重视发展海洋贸易和提高航运技术，将拥有和控制海权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海洋改变了世界格局，海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国家富强等方面作用巨大。马克思也预示世界的中心必然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向西海岸转移。美国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旨在重构世界市场，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基础上，没有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无产阶级的优越性在于它并不以资产阶级的存在为必要条件。所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和主体力量。同时，中国的海岸线长度位居世界第六，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海洋国家的重要成员。在海洋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二元对立论”和“西方中心论”只是加剧世界资源的不平衡和深化矛盾，所以太平洋时代中心向“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中国转移是历史和地理的必然趋势。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在海洋战略上，形成了“向海图存——向海开放——海洋意识——海洋合作——海洋强国”的海洋思想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中国近代史饱受西方列强来自海上侵略的历史教训，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通过收回领水驻军权、海关管理权和航运权，反击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角度主张向海开放，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战略思想。他提出了以开放沿海地区、开发近海资源、开拓远海公土为基本方针的海洋经略思想。通过全面开发利用各种海洋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保护近海生态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登陆南极洲和北冰洋，参与两极科考，在南极洲事务上发出中国声音。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21世纪，海洋作为综合性战略空间，将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我国由此进入建设“和谐海洋”的阶段，开展海洋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海洋重点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包括建立世界一流海军维护国家权益的海洋安全观，海陆统筹、结构性转变、创新驱动、绿色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经济观，自主研发、科技兴海的海洋科技观、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的海洋生态观，把握内涵、加强传播、强化全面意识、发展文化产业的海洋文化观，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做负责任的海洋大国的海洋治理观，旨在构建世界海洋新格局，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体现

　　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成书于先秦的《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其中有许多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等；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具有海洋性特征；秦代徐福船队已跨海东渡日本求长生药；东汉王允开始探索潮汐与月盈亏的关系继而出现月历等，这些无不说明中华文化既有内陆中原向四周扩散的大陆文化，也有东南沿海向海外传播的海洋文明。远古先民们的海洋实践活动在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注入海洋文化鲜活基因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在强大的农耕内陆文明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海洋观形成了“有限开放性”“边缘从属性”“守土防御性”三个特点，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到明朝后，“有限开放性”的发展被“边缘从属性”“守土防御性”所左右，在元末明初国家海防出现危险的情况下出现逆转，中国海洋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将海洋沦为实现世界霸权的路径，中国的海洋文明走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认识到海权与陆权的同等重要性，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开始走向复兴。谈古论今，中国的海洋观与哲学思想早已融为一体，儒、墨、道、法等各家在对海洋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海洋与天道、人道、政道类比。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协和万邦、义利平衡等中国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协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与之高度一致。“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海洋问题上，表现在人类应该敬畏海洋的自然属性，海洋并非如天满而不溢，海洋有溢之时，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立价值是一种高于工具价值的客观存在，人类在维持充分的生命必需以外，没有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权利，所以人类应该尊重和顺应海洋生态系统的规律，保护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坚持对海洋的有序开发利用，明确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海洋与人的共同发展，任何破坏海洋生态发展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海洋的惩罚。

　　西方海洋观的本质是征服，控制海洋，使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而从秦汉至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质却是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传播中国睦邻友好、包容互助的发展理念。这是中华民族从尧舜禹时代开始追求的“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儒家的“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的反对侵略、主张平等、互助发展思想的体现。唐宋元时期，“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对外开放的意识、睦邻邦交的政策，促使秦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中国的义利观强调义利兼顾、义利平衡、以义为先。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这既是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价值体系。海洋问题错综复杂，无边际性、边际模糊性、海洋流动性、生态整体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逐利的“利益最大化”逻辑对人类构成重大挑战。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中国，坚持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同舟共济，坚持互谅互让、互利互惠，坚持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合作、一体化与和平”地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必然能够勇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从而带动全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之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开拓进取，勇于担当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1.依法治海，维护国际海洋秩序。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海洋法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等；颁布最重要的两部宪法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洋两法”）；同时将海洋空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系，实现海陆国土空间统筹管理；在规范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加强海洋航行安全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岛保护管理等方面也颁布了相关法律条例。中国通过完善海洋各领域治理体系，依法治海、依法护海，提高海洋立法质量、针对性、前瞻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海陆统筹一体化。同时，中国支持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发挥作用，支持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现行《议事规则》开展工作，坚持“有争议、不审议”原则，维护沿海国合法权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积极推进制定相关国际文件，以法律和制度建设实现海洋安全，有效保障海洋命运共同体。

　　2.和谐共生，加强海洋生态治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利用与保护海洋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保护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前提，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是保护海洋的必要体现，合理的开发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协调海洋利用与保护方式目的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真正意义上实现和谐共生下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将海洋科学技术与全球海洋治理相结合，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相结合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与灾害防治体系的构建。在科学层面上主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及适应性对策研究；以“蛟龙”号、“海龙”号、“潜龙”号为代表的高新深海设备投入使用，向深海研发；重视南极、北极及大洋科考研究，将极地大洋海域治理纳入海洋治理范围。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开展全球海洋生态价值评估，构建适用于海洋开发利用的海洋环境治理模式。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海岸线与滨海湿地保护，加强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不断丰富和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有效保护海洋生态。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积极打造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做好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数字化建设与治理模型，科学构建海洋生态，提升海洋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3.蓝色合作，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以“蓝色伙伴关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等伙伴关系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促进区域与全球海洋经济发展。2017年以来，中国相继与欧盟、东盟、太平洋岛国、北极国家、南美洲国家建立蓝色伙伴关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贸易自由，以伙伴关系不断拓展与其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格局；促进海洋生态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有可持续发展及利用的海洋；以互利互惠的平等竞争关系，推动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通过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中国在蓝色经济、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海洋科技等领域与合作伙伴加强协调和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以蓝色伙伴关系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实施“海陆统筹”规划部署，合理规划海空间格局，科学规划海洋发展方向与海洋政策制定，坚持科技兴海，以海洋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使海洋开放从近海走向远海和深海，促进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实现蓝色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4.准确发声，构建中国全球海洋话语体系。全球海洋治理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西方霸权国家相继占领海洋话语体系的统治地位，将本国的话语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提升自身海洋话语权，解构西方海洋话语霸权，才能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向人海共赢发展。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系统地建构海洋话语体系，通过搭建公众媒介、国际海洋会议、国际间互访互动、对外援助计划和海洋合作项目的平台，向对象国及其成员、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涉海非政府组织等客体就全球海洋问题、国际海洋议程、国际海洋规则等问题发出中国的声音，拿出中国的方案，宣传中国的主张，表达人类共同的诉求，构建真实的中国海洋形象。中国一直致力于海洋话语的译介研究，通过建设多语种中国海洋话语特色术语库，建设海洋话语翻译语料库，发挥译介传播的主动性，打破西方的“语言陷阱”，在讲好中国海洋故事基础上，提升中国海洋话语的传播力，让世界看到中国智慧，受益于中国方案。

　　总而言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昭示着海洋和平与繁荣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行方向。谈古论今，中国一直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各国共同应对海洋危机，携手共同保护海洋，共享海洋开发利用的宝贵成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一，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全球海洋治理上中国智慧的体现。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海洋法律法规翻译研究中心）